首页 -> 2001年第2期
思想的魅力
作者：杨 平
字体： 【大 中 小】
寄来一篇不到两千余字的稿件——“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章是手写的，稿纸很薄，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动则上万字的作者来稿中很不起眼，但我们大家还是一下子被它吸引住了。该文声称要探索国际政治长周期的世纪性规律，并呼吁中国战略学界研究并形成中国今后五十年的基本外交战略哲学。
文章开篇的问题十分锐利：“就当今的中国而言，人们必须回答三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一，中国是否大致全面地加入以美国为首的由主要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二、如果中国处于该体制之外，或者局部地加入该体制，那么分别就中短期和长期而言，其利弊得失如何?三、如果中国大致全面地加入该体制，那么应当以及能够在其中采取怎样的基本态势，争取何种角色位置?”在发问之后，时殷弘以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为依据，总结出近五百年来国际政治的三个规律：第一、近五百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重要伙伴；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
面对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中国如何选择?时殷弘回答说：“中国有三大可供选择的世纪性战略。第一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自助’，亦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的国家来对付这类威胁，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第二是所谓‘不出头’，例如体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之中，近几年来我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也含有这个意思。第三是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国际政治学界加以理论研究的‘搭车’战略。”时殷弘的主张十分明显，中国应采取“搭车”战略。
由于时殷弘文章涉及问题重大，我们破例将不足两千字的该文放在1995年第五期的头条，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写道：“一个历史上与文化上的大国与强国，怎样才能成为现实中的大国与强国，怎样才能避免追求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失误……这些问题是世纪之交有远见的中国人必须搞清楚的重大问题。”编者按号召读者参与讨论，共同探索这一外交战略哲学问题。
如同编辑预期的那样，文章刊发后引发强烈反响，一时间成为国际政治学界、战略学界包括外交界的热门话题。为了深化这一主题，编辑部又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邀请社科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外交部、安全部等部门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并将时殷弘专程从南京请来。研讨会的气氛是相当热烈的，学者们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对时殷弘总结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并对中国的世纪性战略选择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利弊评价。时殷弘则如通常所见的那种能够进行独特理论建树的学者那样，激烈地反驳各种诘问，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立论。
客观地评论“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这次讨论，它的意义有以下几条：
首先，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眼睛向内，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战略指导思想，咬住经济建设的中心，通过十几年积累和发展，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台阶。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与国际经济政治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进入新的层面，单纯“眼睛向内”已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外部环境对内部发展的制约已日益凸显，中国已不仅需要搞清自己的事，更需要搞清外部的事。
第二，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规律发生根本性转变，特别是1989年后，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更是日见险恶。此刻，探索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际政治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际政治的长周期规律，就显得意义重大。而中国的广大干部阶层，事实上并未能适应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在政策指导、战略研究的层面，基本上还停留在将外部环境仅作为一般参考要素的阶段。
第三，中国崛起，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但只有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崛起所需遵循的基本国际经济和政治规律、中国崛起所应选择的长时段战略指导方针才显得真实和迫切起来。迄至今天，中国的长期战略指导思想事实上仍然未能成型，在时殷弘所描述的“自助”、“不出头”和“搭车”这三种选择之间徘徊莫定。这当然是由于客观情势使得中国尚有犹豫和徘徊的空间，但对战略研究者而言，尤其对战略制定者和指导者而言，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哲学思想的确定，已具有了影响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根本性意义。
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战略与管理》最早提出了这一战略哲学命题，而这一命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成熟的战略家和思想家的出现。
“什么是文明”——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自身话语权力的努力
盛洪是我接触的学者中最具学者气的一个，说他具学者气，并不是指学究气，也不仅是儒雅等学者风范，而是指他的思考总能与时代的主脉搏切合，是指他遭遇各种攻击时总能以坚定不移的立场和冷静谦和的方式作出反应。
我曾编辑盛洪的多篇文章，而且一般而言刊发之后总会引起较大的反响。《什么是文明》、《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分别编辑于《战略与管理》和《北京青年报》的两篇文章，它们都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争议，并连带引出《东方》等杂志的连锁反应。
《什么是文明》刊发于1995年第五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在相近的时段，盛洪又于《东方》杂志刊发了《经济学挑战历史学》一文，为此，两家杂志社于1996年1月联合召开了研讨会，专门讨论盛洪的文章，并分别刊发了讨论文章。在1995年年末至1996年年中的一段时间，盛洪无疑是北京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焦点。
复述《什么是文明》等文章相当麻烦，此处仅引用几段文字，以便读者理解该文引发争议的相关内容：“文明的主要内容是人与人的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技术(即人们利用自然的方式)的发展水平并不是文明程度的指标。”“因此，用以解释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不能评判人类文明的优劣。它往往使人们作出相反的判断。如果把武器作为一种杀人工具或杀人技术的改进当作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显然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武器先进者胜只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的规则。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说明，它并没有解决好它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这是因为，向外扩张是缓解和解决一人群内部利益冲突的最后方式。”“所以西方文明的规则只有在个别民族或国家实行，而其它民族或国家不实行时才(对实行者)有好处，一旦所有民族或国家都实行这一规则，就会利弊参半。”
评论盛洪文章的是与非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编辑，我以为将该文置入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考察，或许更有价值。
第一，盛洪刊发此文之际，恰逢中美两国矛盾愈积愈深之时。从1989年以来，美国因意识形态而制裁中国，此后逐渐演变为“凡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