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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魅力
作者：杨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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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就反对”的冷战状态，从“银河号”事件，到奥运申办失败，从对中国输出导弹技术的报道，到制造中国介入美国竞选的喧嚣……美国国会和美国舆论所营造出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事实上已将两国间的意识形态争执，上升为对一个民族情感的整体攻击。
在中美矛盾冲突中，人们时刻可以感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某种恐慌感，即面对一个年均增长两位数的东亚大国的崛起，以重商主义和殖民征服起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威胁来临。美国人隐约地感到自己的历史逻辑已在中国的发展现实中得以重演。因此，撇开所有意识形态的喧嚣，撇开所有现实利益的争执，九十年代中期所爆发的“中国歇斯底里症”实质上是美国人对于自身霸主地位的潜在忧虑。
从这种角度观察，盛洪的《什么是文明》应该视为对这一现实冲突的某种回应。盛洪在该文中主要解构的是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以武器先进者胜”为逻辑构造出来的现代世界体系从总体上看是不文明的。盛洪的文章，事实上在东西方两个大国紧张对峙之际，从文明与文化的学理层面，回答了思想界和当代中国青年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第二，经历了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强大浪潮之后，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始尝试在西方强势话语下建立自身的话语逻辑，这当然也与中国经济的强势增长有关。有了物质财富的增长，有了十多年对西方社会的切实了解，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开始觉醒。这种努力体现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中，而盛洪的《什么是文明》等文章，不过是将中国人面对西方强势而重新进行历史和文化解释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盛洪的文章当然可以挑出许多毛病，但他的努力是中华文明重新确立自身历史文化主体性的工作之一。这一工作不会中断，可以预料，只要这一工作一日不能完成，类似盛洪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会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继续将这一工作推向前进。
赶超战略引发的争议
在编辑《战略与管理》四年多时间里，“赶超战略的反思”专栏是延续时间较长的讨论之一，从1994年第六期，一直延续到1996年第一期。这次讨论起因于林毅夫等人的一篇文章《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林毅夫是北大教授，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并活跃于国际国内各种学术场合，迄今为止仍是主流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林毅夫等人在文章中认为，自1949年建国以来实行的以重工倾斜为主要特征的赶超战略，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中国的确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然而在考察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时发现，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不理想。因此，归根结底，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于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同发展战略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不同。林毅夫在文章中建议道：“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停留在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在宏观政策上有根本性的变革，即转而实现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涉及发展战略的重大命题，编辑部上下十分重视，我们准备就这一课题展开讨论。为了造成讨论的氛围，我们将编辑部的一篇存稿与林文并列发表，这即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力群的文章——《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在编发该文时，我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兼论赶超战略”。
刘力群是北京学术界的一个奇人，有人称他为“铁嘴”、“国侃”，意指其聊天能力极强，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温铁军曾说过一段与刘力群聊天的往事。在共同赴东北开会的二十四小时火车旅行中，刘力群从上车伊始便开侃，一直侃到下车为止，让人既服气又恐怖。我与刘力群接触较多，对他的记忆力和思辩力非常佩服，对他的学理思路也比较信服。
刘力群这篇文章写作较早，他本人对现在发表并没有太大的动力，但不曾想却因为林毅夫等人的新作而激活了旧作。刘在文章中认为，“依靠革命而独立的国家所产生的全社会动员，使之能够提高积累强度，并早日建成作为国民经济动力和装备部的重工业，这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在针对进口替代战略和赶超战略成本代价太高的批评进行回应时，刘力群写道：“虽然进口设备便宜，负担轻一些，但如果本国的重工业发展资金流向国外，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则本国产业结构将永远落后。”刘认为：“过去我国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得益最大、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就是机电部门。实际上军工高精尖部门的水平距发达国家水平是很接近的。”
林毅夫和刘力群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经济学界引起较强烈的关注，针对各方面的反映，勤于笔耕的林毅夫等人又写了一篇《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与此同时，王小东(笔名石中)也相应撰写了争鸣文章。在新文章中，林毅夫等人再次重申“赶超战略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压抑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以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强力推荐“比较优势战略”。“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的核心是国内不同资源的相对价格的对比，而不是同类资源相对价格的国际对比。所以，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并非一定要依赖对外贸易”。“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幅员越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差异越显著；对内贸易越活跃，发挥比较优势的含义就越丰富。”
王小东在批评林毅夫的《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一文中则认为，“当我们谈论赶超战略的巨大代价时，我们不应忘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的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的代价，或日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付出这个代价，那么我们将在其他方面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自184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支付这种代价。”王小东同时尖锐地批评比较优势理论的某些观点：“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一个部门有没有前途，并不取决于其产品的单件相对价格，而是取决于其在整个产出的附加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中国的问题是，那些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已面临生产能力庞大，但需求弹性小，附加价值低的窘境。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抱着现有的比较优势不放的话，已经走不了多远了。”“中国如果不搞赶超战略，就很有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不幸的是，可以预见，今天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很难逃脱这一悲惨命运)，这次很可能比十九世纪更惨。”
此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李力、社科院拉美所江时学、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胡伟希等人也分别发表文章参与讨论，他们的文章各有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