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跨文化的芭比
作者：安·杜西尔
字体： 【大 中 小】
然是被曼托尔形容为“明日之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玩具娃娃挑选的。莎妮的朋友们阿莎和妮切尔也初次亮相，它们的黑色塑料皮肤的色调明显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达勒纳·霍普森的影响。莎妮是这个系列品种的标识性存在，它的肤色是我们在文化中所称的“褐肤色”；阿莎是蜂蜜色(也可能有人说是浅褐色)；妮切尔是赤褐色。1992年补上了它们的男友加玛尔，完成了这个系列。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些玩具娃娃最写实的特征可能是这个莎妮四件组的三比一比率——三个黑人女性对一个黑人男性。但在曼托尔眼里和广告中，莎妮及其朋友们是主流玩具市场历来生产的最真实的黑人女性的东西。根据产品部经理黛博拉·米切尔的说法，“明日之非洲裔美国妇女”(莉莎·琼斯已经指出，这种叫法是《本质》中的“今日之黑人妇女”的重复和再现)的髋部更宽、嘴唇更厚、鼻子更阔。主设计师基蒂·布莱克一珀金斯自从黑肤色的芭比于1980年诞生以来，一直为它们设计衣服；她补充说那些莎妮娃娃也有它们的特色，它们穿着用“风味独特的民族织物”缝的衣服，反映独一无二的特定文化；它们不用那种虚幻的粉色或淡紫色——那些颜色显然表示浅淡的肤色。
更厚的嘴唇，更阔的鼻子，更宽的髋骨，更高的臀部，以为这些特征总能使莎妮娃娃更像真实的非洲裔美国妇女，这种想法使可靠性、真理以及总是存疑的真实和象征、典型和类型等范畴面对着许多难题。当我们说一个玩具娃娃看上去像或不像“黑人”时，那意味着什么?黑人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使一个玩具娃娃看上去像真的非洲裔美国人?在这种关于真实性的声明中刻写着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规定性的、理想而合法的黑人特色呢?玩具娃娃的制造商们或其他所有的形象制造者们——例如电影业——如何才能既关注文化、种族以及表型差异，同时又不致仅仅热衷于那种简单化的厚唇宽臀的公式化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使我们许多人、尤其是黑人咬牙切齿(我们的牙齿像珍珠一样洁白整齐)。如何才能生产出能够更充分地反映非洲裔美国人像其他所有人民一样具有的各种各样的身高、身材、肤色、发型、职业、能力以及残疾等的玩具娃娃?换句话说，会不会有差异?
如果有可能在一个玩具娃娃身上实现这样的特殊性，这样的民族“真实性”，那么我猜想它的购买价格就会比曼托尔这类受利润驱使的公司愿意付的价格高得多。我想再次用莎妮来证明我的观点。一方面，曼托尔在生产一种不犯种族错误的黑色玩具娃娃时是谨慎有加的，在开发和销售莎妮系列时咨询了达勒纳·霍普森等黑人形象专家。然而最终而言，公司并不愿意听从那些专家的意见，因为这样做会使公司的成本超过追加的印染和民族织物的价格。
例如，据报道霍普森提出不仅莎妮娃娃的皮肤色调应有层次，而且体形和长度以及发型都应有变化——这儿剪一绺或那儿不对称地剪一缕。曼托尔公司也承认这些看法具有合法性和普遍性，但是利润动机反对公司本来想在这些玩具娃娃身上实现的真实性。黛博拉·米切尔向莉莎·琼斯承认：“如果要真的逼真的话，有的莎妮娃娃应该留短发。但是所有种族的小女孩都喜欢玩头发。我们加强了质地。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可以梳理的长发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卖点。”
当然，米切尔的话不无道理。消费者的趣味毕竟刻写在易梳理的芭比的长发上。我曾经在R Us玩具店积满灰尘的侧廊里翻寻和研究档案，其间遇到一个十多岁的黑人小姑娘，她也像我一样正在搜寻最新的黑色芭比。在随即进行的一个即兴采访中，我的受访对象用血淋淋的形象的细节描述了她在过去若干年里谋杀和肢解过的许多芭比。她好几次特别强调地说：“头发，就是那种头发，我想要的就是那种头发。”她的话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与那些拉直头发的梳子、烫发钳以及两周一次改造我的卷毛的鬈发矫直剂进行的痛苦斗争，我的头发“像一个绵球似的”绞缠起来，那些白人男同学们对我的“克娄巴特拉式的直发”惊叹不已。有一次我和母亲和拉直头发的梳子又在一起进行那种两周一次的工作，我竟然傻乎乎地大声说出我早就想说的话：我要有学校里白人女孩们的那种直头发。我仍然记得母亲受到的伤害，她意识到女儿的种族异端表现。米切尔和曼托尔确实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困难恐怕是，莎妮和黑色芭比对于黑人小女孩的吸引力部分在于，这些玩具娃娃直顺的长发表现了她们对自己往往更短而不易梳理的头发的一种逃脱。
芭比的苗条身材像它的易梳理的长发一样，也成了莎妮的体形。而且市场销售似乎压倒了曾经申言抓住“非洲裔美国人的特有风韵和美”以及“独特的面部特征”的努力。根据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奎琳·乌尔拉和艾伦·斯威德伦的看法，即使报道过的那些以为表现莎妮的黑人差异的微妙变化也只不过是一些选择性的幻像，例如加大的髋部和提高的臀部。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研究芭比的人体测量数据；他们认为尽管莎妮的髋骨似乎更宽一些，但是实际上比其他芭比娃娃的髋骨周长和宽度更小。终究而言，所有的玩具娃娃都必须能共穿衣服，这就使体形方面不会出现任何大的改动。乌尔拉和斯威德伦认为，通过改变玩具娃娃的后背的角度，达到了提臀的效果。换言之，莎妮娃娃的臀部似乎是一律提高了的，但是它与所有其他十一英寸半规格的玩具娃娃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莉莎·琼斯在她发表在《乡村之音》上的那篇讨论芭比娃娃的文章中指出，在莎妮的后面是像霍普森和米切尔那样的黑人妇女，她们期望这个玩具娃娃不仅仅是一个黑脸的芭比。霍普森特别期望不同(我想用这个词)的差异，但是她却坚持认为莎妮娃娃展示了“曼托尔的社会意识”。英国式芭比的设计师和超级芭比迷比利·鲍艾也以类似的原因称赞曼托尔公司把芭比家族与第一个有色的弗朗丝统一了起来，后来在1960年代又与克里斯蒂统一了起来。将近三十年之后，我认为可以原谅曼托尔公司的有色人弗朗丝那个有失检点的错误了，或许还可以称赞它的作为。但是如果莎妮(1993年，索尔特莱恩推出一种衣着很少的莎妮娃娃)真的反映了曼托尔公司“走多民族之路”的努力，真的要垄断“逼真地塑造的”黑色玩具娃娃的主流市场，“活生生地反映”“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特有风韵和美”，那么它的基础并不稳固。
然而，如果单单把曼托尔公司挑出来作为反映全国或国际现象的例子，那也是有失公允的。种族差异就像异族的芭比一样，是一种走俏的商品，赚钱的不仅仅是曼托尔。《哈泼斯杂志》的特约编辑戴卫·里夫这样说：
一切都可以变成商品，甚至非洲中心主义(不仅在黑人社区，而且在黑人社区的某些阶层中激起愤怒的所有那些肯特织物和宽扎行头也可以赚钱)、双语制(目前最火的市场是出版西班牙语儿童书籍)以及保守主义者非常害怕的美国社会中的其他“多元”文化倾向也可以商品化。
(Harper’s，August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