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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1年第2期

跨文化的芭比

作者:安·杜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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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比的身体政治学
  
  芭比的身体就是消费对象本身,是展示少年丰富的梦幻生活中的盛装和壮观场景的载体。它的非凡身体不仅是供给男人注视和迷恋的那种典型的女性体形,而且是一种以其形式引诱观者并卖出附属品的商品载体,是公司利润的真正来源。正像博戏中的筹码一样,谁也不可能给玩具娃娃只买一套服饰。芭比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女孩的化身。
  (迈尔·麦科姆比,《芭比:我们是玩具?》)
  焦点也许已经更多地集中在种族差异而非性别差异的销售规划上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种族身份可以与性别身份分开;即使在玩具娃娃身上,此二者也不能分开。我也不是暗示白人原型似乎无穷尽的重现是这些玩具娃娃存在的唯一问题,尽管我认为曼托尔公司的“世界的玩具娃娃”中起码大部分看上去与该公司所称的“传统的金发碧眼芭比”非常相像。实际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芭比发挥着一种M.G.洛德称为不分种族或民族地教化女性品质的功能。洛德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出版的《永远的芭比:一个真正的玩具娃娃非授权的传记》一书中把芭比描写成“太空时代的繁殖力偶像。它看上去像个现代女人,但它绝对是女性权力的原始图腾”。
  很久以来,芭比一直使女权主义者感到非常不快,她们抨击它是毁灭式的女性美和女性身体神话的表现,父权制通过大众文化和商品文化之类的载体使这个神话长久不衰。然而,柜台叙事里的芭比并不是一个无脑的物质的尤物,还得向它教授数学课,而是一个女权主义英雄,它第一个投入战争(它是参加了海湾战争的战士,身披国旗),它第一个见到和平(1990年它召开了自己的峰会,它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长期朋友,这个基金会“爱全世界的儿童”),它永远活在国人的心中(美国人平均每秒钟买一个芭比)。我这里没时间复述和评估所有已知的对芭比的批判和辩护,只想简要地讨论本人认为这个大于生活的小妇人所包蕴和传达的一些性别理念,讨论芭比如日中天的俏热对于当代美国文化而言意味着什么。
  卡伦·珊舍-艾普勒在《触及自由:流产、女权主义和身体政治学》中指出,所有的玩具娃娃都是为了教会小女孩理家的本领。如果芭比的这项教育使命并非秘密之事,那么它的教育方法比我三十年前玩的贝特西·威特西和小泪蛋等幼儿玩具娃娃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那些玩具娃娃激发和渲染母性,它们与奶瓶和尿布混在一起,诱导我们做些偎依、呵护和抚育之类的事情。而芭比却以其曲线分明、胸脯凸显、几乎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体召唤着性而非母性,感官的女人而非养育的母亲。正如迈尔·麦科姆比所指出,芭比并不像一个玩具娃娃那样演习家长之道,而是以其成年的身体鼓励儿童不断地打扮出一个时髦的玩偶,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性感、消费和少女生活。换种方式,可以说芭比是彻头彻尾的挑逗人的玩具。
  然而,尽管芭比全无忌惮,但是它坚实的塑料乳房并没有乳头——没有可能引起不恭之嫌的东西,丝毫没有显露自己的快感。而且如果说它那突出的塑料小包意味着十足的肉感,那么它没有生殖器,对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吗?麦科姆比表示,芭比的性器的模糊性可以读作为“高雅品味的敬重”和“反映了少女中流行的道德态度——既性感而成熟,又保持童贞”。我同意它的身体可能引发这样的读解,但是我也觉得芭比的两腿分叉处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它消失于无行动之中。肯和加玛尔等男性玩具娃娃在“下处”有包,而且有时还模拟出相应的塑料内裤,但是大部分芭比却没有内裤,甚至丝毫没有让人想到需要遮掩起来的地方,好像“它”已经被遮掩起来或已经被擦去了。于是,作为理想化了的女性品质的偶像,芭比被锁进了一个虚幻之境,它即使不可能有性,也永远是性感的。上部的肉感一目了然,下部却绝无性感,芭比的塑料身体里的确刻写着非常矛盾的荡妇小姐合一的信息,父权制特别通过这种方式奚落、甚至摧残年轻女子。
  关于芭比的乳房的这类想法引起它的创造者鲁思·汉德勒的批评,他谴责成年人的腐朽思想:“在我看来,人们对乳房注意得太多了。”汉德勒夫人也说过一句(或两句)话:“它们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当我坐在这里思忖一个塑料身体的器官和性生活时,感到的不只是好笑。然而,引人着迷的、我认为值得研究的、既诱发亦抵制理论化的,是并非被称为芭比的一堆塑料,而是并非芭比的那种想像的生活——那是我们的发明。作为一个文化制品,与我们就这个女性玩具娃娃所能说出的相比,芭比也许能讲出更多的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的事情——更多关于社会对其女人们的态度的事情。
  十九世纪,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等人指出,通过妇女的地位和受到的对待,可以判断一种文明的特点、品质以及进步程度。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妇女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如何?芭比能够成为测量妇女社会地位的晴雨表吗?在我看来,芭比是社会化或曰性别化和种族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这一过程始于童稚之时,受到几乎所有与这个社会有关的东西的进一步推动,包括儿童读物,他们的玩具以及他们在电视上看的动画片。
  芭比娃娃、动画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真纯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杰奎琳·乌尔拉和艾伦·斯威德伦坚持认为,芭比的体型把其他妇女的身体建构为偏常类型,使不可能的美的标准更加持久。也有人指出,接近芭比理想的努力造成了少女的饮食和购物失序,带来的不是梦想,而是梦魇。而对这些指控,芭比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比利鲍伊起而为他的女英雄辩护,坚持说芭比的身体比例并无异常。他甚至肯定:“它体现了西方文化自1920年代以来一直坚守的理想:长腿、长胳膊、细腰、高而浑圆的胸脯、长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利鲍伊也许说对了。不管是否“真实”,反正芭比的体重和身高比例(这个比例恰好相当于一个女人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10磅,三围39—18—33)与勃特·帕克斯以前经常唱到的那些美皇后的比例不差上下:“她来了,美国小姐。她来了,我们的理想。”如果说芭比是恶魔,它也是我们的恶魔,我们的理想。
  “芭比坏吗?”某天一个人问我如果一个黑色玩具娃娃看上去像个白人娃娃,那么压根儿没有它是否更好。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以及我自己的批判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在本文开头已经承认,虽然我小时候玩的布娃娃是白色的,但是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一个黑色玩具娃娃时的情景。在我看来,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说什么都想得到它,从此我不再满足于白色玩具娃娃贝特西·威特西和金发碧眼的玩友潘提。它像我一样,也是某种另类,而且我想,那正是它的魅力和我的欲望的根源。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玩的那些玩具里并没有自己,不过我猜想那种缺失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只要读一读托尼·莫里森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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