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纪录片：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抉择
作者：时 间 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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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艺术家始终是以一种压抑的方式来表达，客观地造成中国后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不是直观地发表见解，而是一种隐含的方式，非结论性的方式，说纪录片是灰色的，也说明了这种含蓄性。
吕：八九年对于中国的纪录片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对包括你在内的一批纪录片人起了一个直接的催化作用，没有它，很多纪录片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时：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纪录片语言独特的表述方式。在我们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一个非常黑暗、万马齐喑的时期后，我们要怎样表达自己?我们最佳的表达方式就是纪录片语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说话。不是明确的指向性很清晰的，而是靠物象表面的涵义，因为这种多层次含义，所以大家不约而同选择纪录片。
吕：也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抵御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压力。当时对“真实”的热烈讨论，在今天看来是因为它能够为纪录片的生存提供一个合法性的空间，因为追求真实是无可厚非的盾牌。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纪实手法并不同等于真实。
时：完全打着真实的旗号是在八九之前，之后这种迫切性更加强了，好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必须迅速把它抓住，唯此办法了，之前大家是奔真实去的，是探索，是各找各的。同时也使纪录片发展更纯粹。
吕：所以它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自然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直接决定了后来为什么对纪实手法产生了那么多的盲目崇拜，因为这种功能被强化到不自然的状态，以至于产生了对纪实主义的拜物教，以为只有纪实手法才是纪录片，忘记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也是各人选择自己立场的开始，是分化的开始。之前大家对纪录片探讨的兴趣更大的是在我要做一个和专题片不同的东西，之后，随着社会问题的尖锐化，大家必须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
时：之前，我们是作为一种手法的探索，之后，是思想的成熟。
吕：随着思想的成熟，就发现手法本身不能涵盖思想，就出现了对纪实手法的质疑，这个过程的完成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了。
时：自那以后，我们会更加努力地探究对事物的表面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不再只是在现象上做文章。这一时期对纪录片的积极作用在于，使得对语言的探索大大加快，同时使人们以思考者的身份进入纪录片。
吕：这也是我为什么把中国新纪录片看作是一个运动，因为有共通的精神素质。
用纪录精神推动大众传媒
吕：我希望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九十年代以来，你把对纪录片和纪录精神的理解带人体制内，在体制内的空间下做成了另外的事情，比如对《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栏目的开拓，你觉得它们和纪录片有什么关系?
时：这两个栏目跟纪录片的技法、纪录形式有密切的联系。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对生活认识的真诚态度来源于纪录片，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也能把我们的思想伸张出来：对生活的尊重对人的尊重，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另外是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它比较贴近的镜头语言，让对方相对完整地表达思想的纪录方式，来体现这种纪实的思想。比如《实话实说》我特别要求他们采访大量的当事人，靠当事人来说自己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讨论，不是由一些抽象的问题直接进入辩论的层次，而是更多依赖于现实当中某个当事人具体的经历、做法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从生活当中发现素材。
吕：说到对人的尊重和理解，是八十年代最早确立的纪录片原则，也是我所说的纪录片运动最核心的素质。你之所以能把它推到栏目中去，也是因为你的纪录片出身。别人可能不会有这么自觉的意识。《东方之子》现在的状态不说它了。《生活空间》的问题是它身处两种话语系统的打压，一是收视率对它的要求；二是官方的话语系统对它的要求。所以它做更多的事情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它只能维持目前的模式。《东方时空》和你们当初创办的情况是否不一样了?
时：一样。纪录语言在今天来看是家长里短了，而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先锋和前卫的，对观众来说就是一种新鲜、好奇，摄像机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和真实地反映生活。纪录片语言本身在那个年代对我们的好奇心是一种满足，所以采用纪录片的方式来把老百姓的故事搬上屏幕，是能够叫好又叫座，专业上叫好，长期以来大家不能接受的纪实语言在我们这个栏目中变成大众语言，文化功能发挥出来了。而对观众来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表现方式。现在他们的操作方式并没有变化，只不过观众的好奇程度大大降低，现在打开电视机任何一个频道都在用纪实的观念反映生活。
吕：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同样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是《生活空间》现在只能表现老百姓如何安贫乐道、安居乐业，无法用纪实的观念去表现人民真正的疾苦。
时：就苦难而言，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当你不考虑与媒体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只记录苦难本身，而如果在媒体内播放，你就一定要把你对苦难的积极态度和灵活的技巧反映出来，这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反映问题，而不表现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能被媒体所接受。
吕：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生活空间》当然不如《焦点访谈》，后者是直接针对问题的解决。
时：《焦点访谈》的定位是不一样的。《生活空间》是老百姓自己调适自己的一种方式、一种技巧，而《焦点访谈》是舆论监督，是电视媒体对政府的失误做披露的功能。
吕：而我们当初对纪录片的理想就是它应该是社会民主的体现，它应该是表现自下而上的民主。
时：那你是把纪录片功利化了。
吕：但我觉得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纪录片必须而且只有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它才可能在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我说纪录片工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个社会工作者。
时：这只是纪录片的部分功能。把纪录片的导演当作社会工作者，但媒体有自己的立场，并不是纪录片导演个人的意念。我希望的纪录片应该向着能够表达你个人的观点和立场的方向发展。
吕：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努力使媒体以某种方式接受我们。比如，你把对纪录片的要求转向对《实话实说》的要求，是想提供一个管道、一个公共空间给社会中各个阶层特别是平民阶层自己来讨论与他们利益密切联系的问题，而我们当初设想的纪录片是应该起这样的作用的，现在在栏目中播出的纪录片却不具备这个功能。
时：因为纪录片的语言是有特殊性和局限性的，它是对个别现象和个别事物的一个纪录，是否能产生公共性的讨论价值，不一定的。
吕：我们上次也在这里产生过争论。
时：我觉得我们的分歧在于你把纪录片等同于媒体播放的纪实栏目。
吕：不是等同，是我认为大众传媒是一个非常有威力的东西，而且在一个社会中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民主的标志。我想的是纪录片是否能够利用它、借助它来做自己的事情，并不是说它可以穷尽和涵盖纪录片本身。
时：这往往是你的一厢情愿。媒体有媒体的宣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