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纪录片：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抉择
作者：时 间 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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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特别是现在媒体向商业化转向，只要赚钱就是成功。媒体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所以纪录片的社会责任感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是放在一起考虑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纪录片的社会责任感。
时：还有，从我们这几年走过的创作道路看，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对社会的认识态度，我也曾经消极过，大部分人选择纪录片，实际上是选择纪录片的独立立场。但是当他的作品和媒体、观众接触的时候，他应该给出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思想。我们要有明确的操作原则，要争取媒体，争取观众，要为媒体制作一类有积极思想的纪录片，这是动人的，能够产生轰动效应的。一部轰动的作品可以影响一个时期的纪录片创作景象。
吕：在这个基础上，你所说的个人化纪录片才更有可能出现，被接受的范围才能更宽泛。所以这些工作由你来做也是最合适的，会对中国纪录片整体格局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也是我一直所希望看到的，也只有你能做了。你是很特殊的，从独立制片到体制内，而且占有一个很重要很有利的位置，所以责无旁贷。你当初选择进入体制，就应该意识到这个牺牲，要付出代价。
时：在纪录片的创作上，我的分裂体现在，我仍然保持我的极端的对做自己片子的立场。但是我的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创造个环境，一花独放不是春，我们搞纪录片运动，在广院搞那么大的活动，到现在我周围的搞纪录片的同事都是因为我的存在才可能出现。我不可能放弃纪录片。我现在更有能力做一些不是功利的事情。
吕：你捍卫纪录片理想决不妥协的精神一直是很鲜明的，让人印象深刻。纪录片对你来说不仅是崇高而且神圣。
时：我之所以参加纪学会的活动，办纪录片的栏目，也都是在做普及的工作，没有普及，提高就更加虚幻。
吕：希望你的理想和现实都能实现。
时：所以更可持续发展的做法是得有新的一代人，在思想困惑上克服了障碍的，在生存能力上解决了温饱的，在艺术探索上是有充足营养的新的一代艺术家，可能会使纪录片在中国有一种良性的发展，不带偏激色彩，更国际化。我们身上的中国特色的感觉太明显了，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你的针对性。
吕：我倒是觉得中国特色是重要的。现在更年轻的一代，也有可能会更多走向商业化发展的道路，这是他们的弱点。我们所说的新纪录片运动是在反叛专制的激情中诞生的，它今天最大的敌人就是商业化。新一代能走到哪一步，还需拭目以待。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把你们已经走过的路告诉人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再向前走。你们走过的道路其实并不为世人所知，而我认为是有价值的。年轻人可能会对纪录片这个词有好感，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中国目前的纪录片已经走过了哪些路。你们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是镜鉴。而且你们这个纪录片圈子，是一个没有功利色彩，完全是靠自己做纪录片的功力来确立自己地位的纯粹的圈子，没有人能浪得虚名，每个人在各自的路上走，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真正好的东西才会被共同认可。我开始接触这个圈子的时候，就被这个奇异的现象吸引住了，吸引我一步步关注你们。
时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纪录片《天安门》、《魏家胡同》等。
吕新雨，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媒体的狂欢》、《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