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纪录片：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抉择
作者：时 间 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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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和纪录片不融合的时候，当然要排斥它。它能够接受的就是风花雪月。
吕：当纪录片只能以风花雪月的形态出现，是歌舞升平的点缀时，它就完全不是我们所希望和需要的。
时：就像宫廷画家，你就能吃得饱穿得暖，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一些民间艺人，他的东西可能也万古流芳，但并没有得到社会尊重。应该两类并存，没必要用一种标准要求另一种标准。我希望的是我们不妥协于媒体的标准，应该保持个人独立的东西，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开拓媒体之外的播放渠道，比如说家庭影院。
吕：同样是官方媒体，《实话实说》还有可能讨论一个比较敏锐的擦边球问题，能够以双方都能容忍的尺度来做。
时：纪录片如果涉及社会问题，必须起宣传作用，否则对不起，拿掉!
吕：你认为在中国社会媒体里是不可能出现发挥纪录片社会功能的纪录片的?
时：对，不可能。
吕：纪录片和谈话类节目其实都是一种形式，如果从内容上说，《实话实说》能做到的，为什么纪录片不能做到?
时：因为纪录片语言给人多面理解的可能性很小，不可能存在探讨，你认为这个罐子是黑的，他认为是白的，还有人认为是灰的，三种观点不能并存，因为你只是拍一个罐子。
吕：为什么不能并存?对纪录片的理解方式可以很开放。
时：但是纪录片语言本身是限定性的，是镜头语言，是事实本身。《实话实说》是人的主观的交流，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纪录片没有给你讨论的空间，你自己家里讨论去。
吕：《生活空间》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管道，从社会底层看中国社会的变动，从老百姓的视角，他们的命运是如何折射出社会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它理解为中国媒体民主化的一个表现。而现在，这个功能不是被强化了，而是被削弱了。我也是这样来理解《实话实说》的民主功能的，虽然形式上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你作为一个从纪录片出身的制片人，创办《实话实说》是本着为媒体注入民主化的空气来操作的，那么我的困惑是像《生活空间》这样的电视节目，从底层反映社会，不是你所说的艺术创作，但它是一种系统工程，对于一个时代来说，一个工程往往会比一个个人的作用更大。我现在看重的是这个工程。
时：你认为现在的《生活空间》比以前在哪些方面削弱了?
吕：表现中国社会更真实的存在这个层面上。
时：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吕：或许没有变化正是它的悲哀。它最初出现所引起的共鸣，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新鲜感带来的，而是老百姓觉得自己真实的生活被表现了，而现在有点隔了。
时：你的看法不准确，在题材上没有更加萎缩，在表现手法上没有更加退化。那为什么你有那样的感觉呢?那很有可能就是我说的那个理由，过去你看得新鲜，现在你看腻了。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你的胃口高了。
吕：其实没有到处都是。到处看到的是纪实手法被运用，比如说新闻类的节目大量采用我们过去认为是纪录片手法的纪实手法。纪实手法被大量的其他电视节目所运用，那么手法已经不重要了，纪录片精神就变得重要了。那么什么是纪录片精神?我觉得就是一种底层精神。
时：我想我比较了解这个节目的成长，当年不是我审这个节目，现在是我审。当年是“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并不是在讲老百姓的苦难，现在还是在讲故事，没有变。
吕：故事是有不同的讲法的，故事的奥秘就在于它是如何被讲述的。那么，你们当时策划《东方时空》时，你们是想让它成为什么样的节目?
时：完全可以说是从纪录片的思想发展过来的。从我个人创作而言，我以纪录片表达我对社会的关注的思想时，它没有成功，我的作品没有播放。可能我的这种思想不能以纪录片的手段来实现，我可以电视栏目的方式来实践，最后是成功的。说明这种纪实语言，我们当年倡导的一种宣言，它不光是语言也是宣言，要真实地反映生活，靠生活本身的魅力来影响观众，变过去的主观灌输为客观分析、判断，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同时我们要为这个时代留下纪录的作品，要真实纪录，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自己的缩影，纪录这个时代，纪录这个时代的变化，时代的精神，中国的老百姓怎样在这个变化中积累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技巧。第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当然包括民主的进步。做电视，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希望通过我们的电视栏目来影响中国社会。
吕：我所说的纪录片精神就是你所说的这些。
时：我只是利用纪录片的精神来办栏目。
吕：可是一旦把这些联系到你个人的纪录片创作，你就觉得这些是不重要的。
时：对。因为我的电视观众是些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我的纪录片观众是些什么人，我心里也很清楚。不是一类人。看电视栏目的是大多数，是大众，是大众传媒；而纪录片的观看者只是小部分人，想看的人。大众传播本身可能就是灌输，就是要影响观众。纪录片没有这个覆盖面，它是留给历史的，不见得是留给观众的。在我的概念里，我的作品跟发表没有关系，跟影响观众没有关系，我只是在完成我个人的一种冲动。你现在是否明白了我对纪录片的认识、纪录片的操作，或者说我分裂的状态。
吕：我明白当你谈论一个栏目的纪录片精神的时候，你很清楚地说到了纪录片的社会功能。当你说到你个人的纪录片创作时，你不再谈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你只谈你个人是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不重要的。
时：对。当年创办栏目的时候，我是受纪录片的影响这样做的，但这个影响并不是说代表纪录片的做法。
吕：你是否觉得这个说法有矛盾?你是否认为纪录片对中国社会应该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功能是否是属于纪录片的?
时：我重申一下，我当然认为纪录片对中国的社会产生影响，但对我个人而言，我是不指望大众传媒来实现的。我通过我在大众媒体中的工作来完成我在纪录片上没有实现的做法。我既认为中国纪录片应该影响社会，同时又认为这种影响不能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来进行。
用心血回报纪录片
时：我之所以脱离独立制片的行列，加入官方媒体，我当时有两个想法，我既对纪录片艺术有我的兴趣，我同时对电视节目的创意也有兴趣，《东方时空》能满足我对电视节目的想法，办栏目也是我创作的机会。另外，我希望我做的事情能影响这个社会，当时我发现纪录片的影响力不够，因为它的展示渠道不是由我所能控制的。而电视节目是能够影响观众的，所以从1993年开始，我就非常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了纪实栏目，通过我的电视人的努力来完成。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有遗憾的，我本来认为我对纪录片的创作能达到我满意的程度，但是一直都非常遗憾，我的精力有限，不能完全地离开媒体的束缚。做的有限的片子都是应景之作，如《魏家胡同》、《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