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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泣追踪〔下〕
作者：谭 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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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他们依然要生活下去，可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他们何尝不知道南方有不少工厂里打工仔过着非人的生活?可每年照样有成千上万的打工仔涌向南方。他们决不是麻木的一群，他们只是无奈而已。那些默默忍受着丧亲之痛的人们，除了要承担这命运的悲剧，还要和其他农村人一样去承受一个农村人所要承受的一切。他们是被遗忘的沉默的大多数。可是我们决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未完成的结语
谭 深
追踪告一段落，我们把资料整理出来，把得到的近百名单寄给香港的朋友，由他们想办法去和意大利方交涉。每个人都来不及休整疲惫的身心，各自投入到了无穷无尽的忙碌之中。
2000年9月，我得到消息：意大利方的“善款”已经委托给香港红十字会代理发放，而大陆方的代理者是与原致丽厂工人有关的五省／市红十字会。我立即通知参与调查的六位同学一起商议，我们该怎样配合此事?在人民大学对面的“星巴克”里，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不寻常。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样一笔对于富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平常晚宴的钱，对我们曾亲眼目睹的处于困顿中的打工妹和她们的家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此刻我们最担心的是有的人因证明不全，而眼睁睁看着这笔款项从身边滑过；还有，毕竟我们调查提供的名单不全，怎样尽可能多地让当时的受害者知道这件事?我们决定，同学们分组给每位被调查对象写信，信的内容是：告诉她们这个消息以及办理方式；请互相转告；如果需要帮助请和我们联系；提供的证明材料应是复印件，原件一定要保留在自己手里。我们作为关怀这一群体的临时集体，在此期间保持热线联系。至于我本人，我还幻想着通过官方途径，能拿到全部名单，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而且也最具权威性。
我们再次分头行动。
同学们的动作很快，他们每组寄出几十封信，并不断将得到的消息反馈给我。蓝家四个堂姐妹的父亲来信了，我们终于知道了不幸遇难的四姐妹的姓名；我们没有见过面的河南的赵君和重庆的焦飞燕来了电话，她们不仅谈自己的事，还积极地帮助寻找名单上没有的人，转告那些没有接到通知的人；还有那些求助的、感谢的信件和电话难以一一尽数。我在忙碌中时时被这些年轻的研究生和打工妹的善意和热心所打动，他／她们的人生经历和现实境遇可能大相径庭，但是在以助人为己任的情愫上，他／她们是相通的。
但是我的进展就没有那么顺利。对于致丽大火受害者的帮助，我最想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协助意大利方的这笔款项发放，关键在名单；第二，想争取一些国内资源。我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对致丽大火受害者的关注和捐助不是来自香港就是国外?我相信问题在于人们不知道不了解那些受害者今天的遭遇。那些天，我找了许多朋友商量怎么做这两件事。怎么要名单，要么通过正式途径，要么非正式途径。有朋友建议，委托律师代理此事。但是，谁是委托人?受捐助人／受害者?个别人是无意义的，全体人是不可能的。我曾与香港红十字会联系，希望介入发放款项一事，如果被接纳，我可以建议由他们委托律师。但是没有得到回音。事后明白，他们也是代理人；有朋友建议我开个介绍信找有关部门。这个办法我曾试过，是委托一位当地的朋友办的，没有成功，于是通过北京一位好心的朋友找到当地一位朋友，又由这位朋友介绍我联系上一位官员。我还是对能被官方接受的“合法理由”心存疑虑。《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说：“有一万条理由”，“搞慈善谁能不同意”，“总要相信人还是有良心的”。我准备出发去深圳了。不幸发起了高烧，连出家门也困难。而距离各地红十字会登记的最后期限没有多少天了。无奈，我只得先拿起了话筒，与那位官员电话里谈一谈。结果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被拒绝。
至于寻找国内资助，新闻媒体是最便捷的方式，卢跃刚介绍了中青报“冰点”栏目的记者沙林来采访我。本来我很不喜欢在传媒上露面，但考虑到也许会因此唤起社会上一些人士的慈悲之心，就答应了。沙林的文章写得很感人，事后知道效应也不错。但某些地方与我叙述的事实有些出入。我反复强调应怎样写不能怎样写，沙林说我“顾虑太多”，我真正的顾虑还是怕影响了款项的发放，来一个适得其反的结果。这篇文章提前发表(原说好2001年3月，待第一批款发放后再见报，没想不到年底已经公开发表了)使我担心了好一段时间，甚至希望看见的人少一些才好。至于研究者的使命和职业道德，当然是我谨慎的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我早已在有意从“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以理想化的态度，去解读不同人群的行为。致丽这一“索赔”和“善款”的过程涉及的组织和个人非常多，关系复杂，我们不能以个人的价值去判断尚了解不清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不能以研究对象是缺乏发言机会的弱势群体或因为有好的出发点就任意处置关于她们的资料，我必须小心避免由于我的工作给她们带来新的伤害。——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还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新的帮助资源。
依然是香港的朋友在努力。2000年11月在广州，我见到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石先生，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香港筹钱，有可能筹到十几万元(港币／人民币)，帮助几位受伤最重的人治病。是啊，对于重伤者来说，能拿到的补偿对她们是远远不够的。8月的时候，小英给我来信，告诉我她又到重庆做了一次手术，“从脚上割去了两块鸭蛋那么大的肉块，再取皮来植。”当时比较成功，回家后这半年伤口感染化脓，发烧，又住院……小英说，这已经是第十六次手术了。电话里小英又说，她身上已经很难找到好的皮肤再植皮了，为了避免一再发高烧，医生认为她需要截肢。好容易保留下来的腿，现在又要截去，而且要从大腿截去，小英觉得自己真的无助了，她请求我帮她拿主意：她该怎么办?她说她做手术已经做怕了。不单如此，再做手术费用要一万元，安假肢又要很高的价钱，对今后的生活她感到了“恐慌”。电话那边小英的声音在颤抖，这是一位坚强自尊的女孩子在异常痛苦之中的求助。此外，还有一些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重伤者在登记过程中浮出水面，石先生说，其中一人需要安装假肢，请我在北京帮忙。说实在的，我也感到了某种恐慌，以我个人之力量，能否承当这一重托?
而那笔“善款”发放的消息也一个一个地传来：最早告诉我的是许红云，2000年12月3日，她电话里告诉我，已收到领取捐款的通知，她将得到8900多元。明天她将与哥哥一同去重庆领取。2001年元月20日，红云写来信说：“领回钱我就去找了最好的医生，医生说在短短二个月完全可以康复，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你们能帮我们这么多忙，我一定要给(和)医生好好配合。”她告诉我她现在和丈夫在福建，丈夫打工，她治病。接着，又听到焦飞燕得到了捐款……
2001年3月中旬，我得知：致丽受害者中，已经有三十五位伤者得到了款项，七十四位死者家属将收到领款通知。
(作者注：本文除个别的死难者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2001年4月9日完稿
谭深，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论文有《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打工妹的内部话题》等，并主编《农民流动与性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