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九十年代随想杂记
作者：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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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塾情况相仿佛。东塾评弹汉学的意见，《读书记》多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而畅写之则见于未刊遗稿，倘遗稿不见于今日，则读者未必能知其渊旨。章实斋的情况也类似。《文史通义》一书在他生前未曾刊印，直到他去世三十一年(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始刊行。实斋比东塾的条件更为不利，他没有畅言的遗稿存世，只有一部令读者不深晓的书供后人阅读。思想交流，心灵沟通，本是所有作者的愿望，某些作者隐约辞旨，不是故设障碍，不愿袒露胸襟，而是另有原因的。这一点钱宾四《学术史》曾分析说：“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贬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唯其如此，所以深识之士以传播真知为旨归，而不愿以豪言惑众，意在求胜。
数十年来，学人多喜作刻骨镂心之评，以詈骂为高。近日酷评之风复炽，更视对手为异类，非打入畜生道不为之快也。宾四同书又引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谈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宾四称此种胸襟为“博学以知服”。
教育界的折腾
《读书》七月号载费孝通《青春做伴好还乡》：“社会学命运多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各大学的社会系被取消了。1957年由于有些社会学者想效法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都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社会学者被划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击，直到文革结束，1978年党的领导才决定替社会学恢复地位，并要求补课，就是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
1952年院系调整是教育界的一次“大折腾”。当时砍掉了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使所有大学向专业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历史悠久的院系，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以致使这些院系的好传统好学风丧失殆尽，至今无法恢复。(如过去清华国学院所留下来的学风与传统，就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友人王瑶虽然在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北大，但他始终声称他是“清华人”)经过这样的大折腾之后，元气已伤，教育水平下降，更是无庸多言。我引为深忧的是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俗?海外有“大舰队”之说，这是指大企业的合并。就企业来说，这样做是对发展有利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照搬到教育方面来?根据目前情况看，对企业有利的，未必也同样对教育有利。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折腾?我愿将我于1993年介绍的杜亚泉《减政主义》一文中的话，再援引如下：“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杜亚泉认为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应做的，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要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杜亚泉这些意见是1912年说的。诚哉斯言，至今仍无可易之。
“学术中心何处寻?”
汪丁丁《学术中心何处寻》：“学生是否愿意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关于基本问题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去，在经济学的框架里，这取决于激励机制所产生的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例如，香港大学生们，身边充斥着挣钱机会，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课余兼职，每月收入从几千到几万，看干的是什么工作了。除了考试时间，学生们大多不会安排课余时间阅读功课和研究问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大学学生是在‘混文凭’，但求以最小成本得到一个关于‘能力’的发信号权(signallingright)。香港是个商业化都市，这里中高收入的工作大多是商业性质的。对研究基本问题的属于‘软’专业人才的需求，虽然有一些，但需求量很小，报酬也较低。所以从经济学角度看，很少会有学生选择纯学术和研究基本问题。以港大的经济学课程为例，注册金融和货币银行课程的学生，每年都在几百人以上。注册学习中国经济课程的也在三百人左右。但是选择博弈论或者比较经济体制课程的就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到了选修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时，注册学生就常常只有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了。”
这段话虽然只是从大学谈到香港教育，但是可以从中看到，人文精神正在这块土地上死亡。它是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死去的。没有哀悼，没有眼泪，也没有因此而引起人类前途的忧虑，社会照旧是那样美好，那样歌舞升平。我在深圳大学所见到的正和香港的大学相仿，它是按照香港模式建立起来的。我头脑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想法，香港教育的今天将是中国教育的明天，其差别也许是后者会走得更远。1985年，我应汤一介之邀去深圳大学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就住在深大。那里的生活，包括伙食、用车等，都是由深大同学承包的。这所学校成立不久，得到了北大、清华的支援。校长由原清华副校长担任，北大则支援一些主要教授，按年轮换，汤一介和乐黛云两位正由北大派往那里，他们很想将深大建成一所像样的大学，提出不少方案。汤力主深大设立历史系，认为这是文科不可少的。当时深圳特区书记思想很解放，但汤一介的这项建议仍未被采纳。原因是当地政府认为深大应为深圳培养应用人才(如经济师、财会人员等)，而历史专业对深圳毫无用处，从学校出来后连安插工作都困难。所以深大至今是没有历史系的。过去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真是可怕的事。深大的学生既忙于承包生活、做生意，也就谈不到学业了。那时乐黛云是教文学的，她要几个人(Wakeman、庞朴、杜维明等)每人去给学生讲演一次。讲前她一再打招呼说，千万不要讲得太深。我问她学生课余读什么书?她说只有武侠小说。糟糕的是我对武侠小说一窍不通。果然后来演讲仅仅开了一个头，就觉得满不是滋味，台下毫无反应，只得草草收场。这是我演讲中最失败的一次。前几年报载教委负责人却公开声称，应多办职业大学来代替综合大学，以便使学生专于一门应用技术。不知中国教育将往何去?
胡适谈文学
近日检出胡适《什么是文学》一文。此文作于1920年10月，次年收入亚东版《胡适文存》，1925年又收入文明版的《胡适白话文钞》，1935年再收入希望版《胡适论说文选》，最后收入《新文学大系》中的《建设理论集》。可见是把这篇文章当作他一贯倡导的文学主张。文章说：“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