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九十年代随想杂记
作者：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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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第三要美。”胡适把明白清楚作为第一要义，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反对文章用典，无论古典今典，他都反对，因此他在评骘陈寅格的时候，认为陈的文章写得不好。既然提倡明白清楚，要求文章使读者可以一览便知，因此也就谈不到文章的含蓄与蕴藉了。胡适在别处又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就出现了胡适嫌“丁文江传”的书名不好，于是用“丁文江的传记”来取代这样的事。照他看，只有后者才是合于口语的白话文。但是我感到奇怪，难道“丁文江传”就叫人不懂糊涂起来了，而只有“丁文江的传记”才是清楚明白的么?后来瞿秋白提倡大众语，把白话文也骂作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是更激进的主张，但在根底里仍不脱主张言文一致的窠臼，只不过是将言文一致更推到极端，要求达到言文同一罢了。我于战前在北平读中学时，曾参加校中同学组织的新文字研究会。那时新文字运动就在大力贯彻废汉字，用拉丁拼音，采取方言等主张。我还记得有人提出倘用拉丁拼音写上海人说的“回到屋里相去”，岂不会被外地人误会成“回到窝里去了”吗?当时这类问题有很多，争得很厉害，甚至鲁迅都出来为新文字讲了话，但是终于这条路并没有走通，今天恐怕年轻的读者已不知道这桩公案了。
《莎剧解读》的回应
得裘克安4月30日来信。裘先生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老一代的英文专家如王文显、方重、孙大雨等，均已先后谢世。裘是这方面的一个老前辈了。他曾襄助将中央领导人的著述译为英语。我认识他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后来因他不大来上海，见面机会就少了。他在信中也谈到《莎剧解读》，此书问世后未引起一般读者注意，却引起了几位专家相当强烈的反响。现将他的来信摘录如下：
“多年没有联系了，你好!今天购得你和张可译的《莎剧解读》，首先读了序和跋，感到很亲切。我原来是读英国文学的，身不由己地搞了许多年的外交和外事翻译，八四年才回来搞莎士比亚。由于考虑到要还莎士比亚的本来面目(这也是你的主张)，我主编了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商务出版，你见过吗?)至今出了十九种，仍饶有兴趣地在继续进行着。欣赏和研究莎士比亚，如果不能读原著，是极大憾事。退而求其次，才是读译文。(中略)请你代向张可同志致意，祝她安康!
你序言第十六页上‘为什么上帝先要让人有了缺点，才使他成为人?’这句话原来不是疑问句，见Antony And Cleopatra vi引处。以后有空可以慢慢讨论一些有关莎士比亚的事。这次还不知这封信能否送达左右，因为听说你住在衡山饭店。(中略)下次我如果去上海，想来看望你。现在知音相聚的事太少了。”
《莎剧解读》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很少。但这本书成为使我和一些平时极少来往的朋友交通起来的桥梁。裘克安、陆谷孙的来信就可作为此事的证明。还有谢希德，她虽未写信给我，但前些时我刚刚走出住宅大楼的时候，就看见她从驶到大门口的汽车上下来。一见面还没打招呼，她头一句话就是：“我同意你；你同意你。”这话是这样突如其来，使我茫然不解。后来弄清楚了，她也和裘克安一样，是很不赞成用戏曲表演去介绍莎士比亚的，因此特地表示对我意见的支持。大凡对西方文化较有修养的人差不多都持相同态度。我认识的人中只有张君川是例外，前几年在上海由他主持的莎剧学会上，我提出了上述意见就曾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对。大概从莎剧的普及化方面，他考虑得太多了。裘克安信中提到我引用的那句话确实记错了。当时我未查原文只凭记忆写下来。现查出它的原文是这样的：“A rarer spirit never／Did steer humanity；but you，gods，will give us／Somefaults to make men．”说这话的人不是凯撒，而是阿格力巴(Agppa)。引文虽然意思不错，但确不是疑问句。此句下半句的朱(生豪)译是：“可是神啊，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些缺点，才使我们成为人类。”
畸重畸轻
周作人于1920年写的《中国戏剧的三条路》，纠正了他自己在前几年写的反旧剧的观点。这篇文章收入他的《艺术生活》中。文中有几句话说：“我相信趣味不会平等，艺术不能统一。使新剧去迎合群众与使旧剧来附和新潮，都是致命的方剂，走不通的死路。我们平常不承认什么正宗或统一，但是无形中总不免还有这样的思想，近来讲到文艺，必定反对贵族的而提倡平民的，便是一个明证。”五四时期虽然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但像这样体现民主自由精神的议论是不多见的。我甚至要说这可以称作是超脱五四时期的意图伦理的声音。文学史家不大注意当时人的反思精神。我不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只觉得这项研究很有意义，值得有人去做。周作人由于他在抗战期间的投敌行为，至今为人所不齿。但我觉得反对他投敌，却不应该否定他在五四时期的历史。这和现在不少人绝口不提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与敌伪的关系，而只是一味赞扬她的才华，都是不应有的偏颇。
比附西学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中学比附西学，其情况恰似魏晋时代传译佛书引庄书为连类——所谓“格义”一样。《大纲》中多次提到“生物进化论”。如称：“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又如，引《庄子》：“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称：“自化两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秋水》又引《寓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象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胡称：“‘万物皆物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大纲上卷》出版四十年后，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称：“‘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最脆弱的一章”，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侮辱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引《询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胡称此论为“要征服天行以为人用。”又说：“这竟是培根的‘戡天主义’(conquest of nature)了。”诸如此类以中学比附西学，在胡适这部书里，成为令人瞩目的基调。
陈寅恪对冯著哲学史的微言
近日东方寄来汪荣祖撰《胡适与陈寅恪》一文。其中引寅恪审读报告论冯友兰哲学史之得失，实则涉及胡史以西学为座标之弊。汪文引寅恪审读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近日常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