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九十年代随想杂记
作者：王元化
字体： 【大 中 小】
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这段话案而不断，引而不发，倘不细心阅读，极易忽略其中深意。汪引上文后，阐明其旨说：“明言新儒家的产生尚有待于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古一般尚多未解决的问题，则新解又如何落实尚未落实，而遽以西洋哲学观念系统之，岂非诬甚?”
汪氏的阐释有需辩者，寅恪所谓新儒家乃指宋代之新儒学。今冯氏对于尚待研究的宋代新儒学之生产尚不明了，骤以西洋哲学观念加以阐明，岂非谬妄?寅恪以“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评之，实寓讥弹之意。意谓以西学阐中学，自然宜于构成一新系统新解释，奈其内容之虚妄何！
《矛盾论》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背景
近从一份材料中看到，1941年9月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博古在一片指责声中检讨，说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王稼祥也检讨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从此段记述才知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判的德波林是和当时斯大林整肃布哈林、德波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有关。但毛反对德波林的差异性，认为只有矛盾而无差异的哲学观点，对于以后的大陆思想界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后果，即提倡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使合二而一成为反革命理论。内地哲学教科书从此再也没有“多样性的统一”的观念，甚至连这一词语也绝迹了。取消了“多样性的统一”，也就取消了思想多元化，而使之定于一尊，实现舆论一律式的一元化统治。
观潘天寿画
友人舒传曦今天和我一起去参观潘天寿纪念馆。由于传曦的帮助，除了公开展览的外，我还看到了馆藏的一部分。过去父亲收藏有齐白石的不少画，但他没有向我提到过潘天寿。他的收藏有陈半丁、陈师曾、王梦白、姚茫父等等近现代画家的画，就是没有潘天寿的。我知道潘天寿还是六十年代的事，那时北京为他开了画展，报上有介绍，也刊出他作品的复制图像。康生还写了什么“魁首”、“班头”之类的题词，说他的画比齐白石好。但我并没留下什么印象。大概潘的画大抵都是巨幅，缩小制图在报上刊出，神情尽失，就看不出什么好处了。
这次看到原作，我的印象顿然改观，我在纪念馆最先看到的是一张《伍子胥行乞图》，画幅不大，两尺不到。旁有自题七律一首，可惜当时未抄下，现已不能背诵了。诗句似涩近拗，但意境深刻，作得极好。画中伍子胥撑着一根细竹杖，从背影看，衣着褴褛，潦倒不堪，似乎已沦落到穷途末路。但他那回眸一望，在如炬的目光中，所显示出来的不降志不辱身的尊严，说明他决不是一般的乞丐。我国曾有“画龙点睛”的传说，我觉得潘天寿作画最擅长的是画眼睛。不但画人的眼睛，就是画飞禽走兽的眼睛，也无不栩栩如生，性格突出。潘天寿喜画鹰，他所画的这类被称为鸷鸟的猛禽，就依仗它那双眼所显示的威武，才使整幅画显得神完气足。甚至他画鱼、画蛙、画猫也都不是玩物。在鱼眼、蛙眼、猫眼中都有一种桀骜不逊的样子，以至画家把他自己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倔强脾气，经过艺术的折射，移植到作品中去了。看了潘天寿的画，我觉得他确实具有齐白石所没有的特点。如果以书法作比，齐的画光致圆熟，就像人的头发，梳得光亮，没有一根跳丝，我把它比作馆阁体的书法。而潘的画却没有这么光致，有时甚至会显得硬涩，如那幅《伍子胥行乞图》，人物身体的比例并不准确，也许有人会认为不大合理。但进入这幅画的境界，你就被气韵生动的意象所占据了。我把它比作邓石如等的书法。齐的画容易被观众喜爱、接受，潘的画则不然，不过自有一种书卷气、一种刚劲的风骨，这却是别人所没有的。
释“破落户的飘零子弟”
鲁迅晚年答徐懋庸曾用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语“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这一说法很值得玩味，可惜他未深论，只是举出几个特点。后来我读杜亚泉论游民与游民文化一文，杜指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与贵族同化，穷与游民为伍，遂形成了一种游民文化。这种人有两面性：一面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我觉得这些话可作为“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惬恰注释。
谈“现在”
五四时强调“现在”，似与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有关。那时的人说，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对“现在”有意义才对“将来”有意义。但是，“现在”是“过去”的“现在”，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而“现在”的所作所为，其中利弊往往只有在“将来”才会清楚。强调“现在”不能只为“现在”着想，也要为“将来”的后果着想，需看到“现在”对“将来”的影响，这是一种责任感。不管过去，不问将来，只关心现在，只能是功利主义的。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态度更是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
郑桐荪先生
去谭其骧家谈天，谭出示所藏郑桐荪纪念册。谭与郑桐荪之藩有亲戚关系。郑先生为我父执辈，住在清华园西院。那时郑桐荪和熊庆来是清华大学著名的数学教授。华罗庚年青时因学历资历不足，无法在大学任教，经熊、郑二先生力荐，才被破格提拔到大学教书。当时在学界有影响的前辈，几乎无不爱才若渴，常常无私地提携后进，奖励人才。今天这种品格不大见得到了。郑先生是科学家，听父亲说，他在业余的时间研究清史，造诣甚深，常常有一些史学界人士亲往问学。这和今天一些科学家只知埋头自己的专业，很少过问文史哲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在北方名牌大学任教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虽然已经恢复了文学院，可是那位学理工出身的校长，对于人文学科一窍不通。人文学科的性质、特点、功能，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和作用……他全都茫然不晓。他不明白学文史哲有什么用。据说，他曾说学文学的也许还可以做做宣传或者文秘工作，但学历史哲学有什么用呢?
今天像郑桐荪那样文理兼通的科学家愈来愈少了。许多只懂自己专业的科学家来掌校，大学文科因此多办得奄奄无生息。文化水平下降，人文精神的失落，终将导致人民素质愈来愈低。须知人民素质很差，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我说的这番话颇得谭其骧的首肯和共鸣。
我和他也说起童年。那时，我的父母和郑先生夫妇是很好的朋友，两家时相往来。他们的儿子士京比我略小，常在一起玩。他的身体比较孱弱，人也很文静。可是士京的姐姐士宁却像男孩子一样顽皮。她和我的两个姐姐是朋友。听二姐元美说，有一天一位外国教授去清华园访问郑先生，刚在沙发上坐下，士宁跑进来对这位客人的高大鼻子感到了兴趣，嘴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