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世界与你的角落
作者：张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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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爱过文学。
能够像古典作家那样相信文学，相信它的高贵，它与日月同辉的那种永恒，已经成了古典情怀。不相信文学才是“现代”，不相信一切精神的价值才够得上“现代”。然而这样的“现代”是可怕的。
回头看，越是大艺术家，越是对诗有永远没法摆脱的敬畏。直到二十年前，我所认识的一个人，他每次走近书桌的时候，都要把手洗干净，一点也不允许自己邋邋遢遢的。他写作时常要找一朵花插在瓶里。他的周边全是洁净、敬畏和肃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作品，从语流、质感，包括内容，都让人想到这是在一种肮脏的环境里炮制的。
相信文学的人，不会以其作为达到某种世俗目标的工具。真正的爱总有些无缘无故。人的名利之心会随着他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淡：淡到若有若无，最后淡成一个非常好的老人，既随和又偏激，质朴极了也激烈极了，极为出世又极为入世。
我们发现如今甚至出现了对于所谓文学的没落、文学的死亡的快意。有一种不可理喻的、不可解的，对于文学和诗的败落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心情。说白了这不过是一种垂死的恐惧，一种末世情绪。众所周知，人的绝望很容易转化为对生命的憎恨。生命的活力，它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现为对于艺术、诗，对于完美的不屈追求。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出现过许多艺术巨匠的民族一般来说是强盛的，最终难以被征服。
文学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征。它们从来属于整个民族，而不会作为一种职业专属于某一类人。
最近有一篇文章用嘲笑的口气介绍说，法国有五千多万人口，竟然有二百多万人立志要当作家——结果连最有名的某位大作家都饿死了。看来今天所有热爱艺术、衷情于诗的人都要感谢这篇文章的提醒、感谢它送来的情报了。不过大家知道，法国的艺术并没有那么可怜。至于说到死亡，人世间各种千奇百怪的职业和死亡方式很多——一个作家饿死了不等于法兰西文学饿死了，就是如此简单的道理。还有，难道有二百多万人立志要当作家，这会是法兰西的耻辱吗？
文学不是专属于某一部分人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孕含在所有生命中的——闪电。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从来觉得文学不是一个爱好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选择与否的问题。我不赞成作家的职业化写作。“生命的闪电”能是职业吗？所有职业化的写作都在从根本上背离文学。作家的一生都应该抗拒职业化写作造成的损害。属于灵魂里的东西怎么传授？怎么教导？怎么量化？所以文学命定了不是一种职业。
世界观
“世界观”的话题显得生僻、老旧。因为我们又想起了许多年前的“改造世界观”之类。所以后来都不再谈了。这就让人觉得它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现在对自己常有一种不满足，就是时常发现心灵上的轻飘、闪烁和恍忽——它带给我们的不安。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对这个世界还缺乏大的想法。
对生活意义不懈探究的决心，一般的人可以没有，一个作家或一个进入而立之年的人应该有。现在的写作聪明机巧，很流行也很时尚，但是从文字背后感觉不到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热情，感觉不到一种关怀力。人对生活的探究是相对持续的，人就不可能完全没有固定的看法。如果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人，那肯定是可怕的。
即便到了“后现代”也仍然需要认真生活，需要留意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接触的一些年纪在二三十岁的人，他们没有经历“文革”，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文革”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影响，具有多么大的决定力。还有1958年和1960年的事情，人民公社化，土地改革，国内战争，抗日，孙中山和鲁迅，这一系列的大人物大事件，样样亲历当然不可能。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否努力地去理解。令人痛惜，现在好多三十岁左右的人谈到“文革”苦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的情感疏离得很，连一点点了解的愿望都没有。这是多么可怕。
一个人的思想要参与历史和事件。像“9·11”联带了多少大问题，它需要耗费我们的许多思想，它在等待我们的见解。如果自己没有见解，就要接受别人的见解，就要放弃思考的权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放弃思考的权利再窝囊的事情了。可是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一个人，认为自己与“9·11”没有一点关系，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那么他就是一个非人。
我们需要的只是人的思想与艺术。排除了历史感，也必定抽掉了现实感。对世界没有大的想法，小的想法也就可疑。他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小聪明可以风行一时，但是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作家认为自己可以游戏这个世界，那是可悲的。
人要尽可能拥有一种大关怀大视野，这显然是一个好作家必备的条件。在一个文学的小时代，肯定会以大关怀为耻辱的。从关心小世界到只关心我们自己，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不求甚解，最后对这个世界连一点把握的欲望和能力都没有了。当历史进入大时代的时候，其首要指标就是人民的思考力强大，关心问题，并相应地产生出一些思想者。
我们历史上有过非常有名的稷下学派——从暴秦、从各地汇到齐国的学士。齐国喜欢思想，它就在山东临淄。这是世界历史上了不起的一个事件。稷下学派每天都有各种思想的交锋。一个叫田巴的人，记载上说他“日服千人”——一天可以辩倒一千人，可见思想的力量。
商业时代用金钱把一切都销蚀掉。商业扩张主义盛行的时期往往有这样几个特征：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科学上的技术主义，文学上的武侠小说——它们三位一体，同时出现。
上山下乡
我们说的“上山下乡”当然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内容。我们在说今天的智识人物，怎样经常走入底层。一个不做农村研究、不表达农村的人，也有上山下乡的必要。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在于，有写作能力的人，有话语权的人，大多都集中在城里。这恐怕是个弊端。他们的结论是以城市、甚至是以区区斗室为依据的。而且这种方式正进一步因袭，使人误解为城里产生思想，城里产生艺术。
果然也就谬种流传。城里产生了很多时尚，但真正的思想却不尽源于这里；而且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思想和生命的发源如出一辙，从根本上讲是来自山川大地。思想和艺术离开了更广大的参照就会苍白无力。中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农民和农村占绝对多数。中国的很多奥秘都潜在大山里，藏在贫穷的乡野沟壑里。你如果对农村的艰难曲折有了一点体验，对联合国、塔利班，对现代主义和印象派后期，理解起来都会容易得多。
所以必须上山下乡。现在有人对具体的底层资料不屑一顾，只做书斋游戏，从学者到学者、从书本到书本，人人都像吃了摇头丸。研究一棵树不能只观树梢，还应该研究树的根部和土壤。如果对广漠农村没有情感，只热衷城市的灯红酒绿，怎么会不浅薄。因为城市再大，也仅仅是大地上派生出来的一些小物件，是一些小摆设。
我们当然可以生活在城市，但生活的兴趣不可为它禁锢。生活的重点和思考的重点，思想的艰辛长征，人生的长征，起点和终点也不见得要在这里。有的知识分子见了大城市就慌，什么高楼大道，一看就慌了。其实我们这样的大国，把钱集中起来盖房子并不难。每个农民拿出一百块钱，集中起来是多少个亿，会改造和新建多少大楼。所以见了城市不必慌。见了什么要慌？见了一片片不毛之地、一座连一座的秃山；见了一群群的贫民、失去教育的儿童，我们要慌。不仅是慌，还有痛。
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人民的知书达理，在于人的文明素质。一个人在基层久了就会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人的教育、身体素质，还有农田整治、水土流失、沙漠治理、灌溉能力，是这一类东西。有真实的感性才能研究问题，才能对全局稍微有点把握。我们现在不关心这些，哪里会有生活的热情，哪里会有思想。一个艺术家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是衰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