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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2年第4期

记忆与印象·2

作者: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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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朦胧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帮”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胫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4.珊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蕃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嘛。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竿,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竿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透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惟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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