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素描：学院知识分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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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思索呢？D教授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顽固地钻牛角尖的家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什么事都想找到一个道理，这种人肯定被自己折磨死。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是知识分子的愚蠢。自作聪明的人往往忍不住发言的欲望。祸从口出，这就是一系列悲剧的起源。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改不了这副脾气呢？几千年的时间还是没有读懂《庄子》吗？
D教授突然想到了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一批对于真理感兴趣的人。知识分子可以看电视肥皂剧，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打电子游戏机，吃麦当劳快餐或者热衷于买彩票，甚至因为稿费的拖欠与杂志编辑翻脸——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必须对真理感兴趣，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一个偶然的原因，D教授曾经混入一批小官员组织起来的饭局。D教授意外地发现，这些围绕着酒桌的小官员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机敏。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彼此斗酒，调笑挖苦，转述种种“荤段子”，纵论高层人事变动，个个巧舌如簧，口若悬河。他们对于各种勾心斗角和权术伎俩的洞察力令人惊叹。当然，他们不时转过身来“教授”、“教授”地叫着，敬酒的时候透露出十二分敬意。可是，D教授觉得自己的口才和社会见识远不如他们。酒桌之上的D教授木讷笨拙，丝毫显示不出课堂上的激情和风姿。临近终席，D教授忍不住惋惜地问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小官员：为什么不从事学术研究呢？他肯定比D教授周围的大部分研究生更聪明。这个小官员耸起眉毛爽朗地哈哈大笑。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解嘲地说——这玩艺不好用呀。
D教授纳闷了许久。现在他明白了：真实的原因是——这些真正的聪明人对于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决不肯因为思想殿堂上的真理而牺牲手边利益——哪怕仅仅是耗费心思。
大学是一个奇怪的空间。大部分知识分子如同蚂蚁似的聚居在这里。大学的围墙和大门通常是象征性的。某些大学根本就没有围墙和大门，而是东一幢楼、西一幢楼地散落在整个城市之中。身穿运动服和牛仔裤的大学生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科系，班级，教室，某一个教授的课程，当然还有考试——他们是被某种思想向心力、某种知识场域组织起来的。大学的建筑物背后隐藏了一座思想的城堡。曲径通幽。
大学之中真正的领袖人物并非校长，而是那几个轻易不露面的著名教授。当然，别把他们想象得如同电影明星。那几个教授多半身材矮小，头发斑白，步履蹒跚，其中一个还时刻戴着助听器。这几个老教授多半穿一身皱巴巴的老式中山装。他们偶尔也会到教室讲一堂课，言辞平淡得很。想不出他们当年如何在剑桥、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锋芒毕露。大学里许多新生都有机会听到这几个教授的一些难以置信的轶事。某一个教授可以倒背一整部经典，某一个教授依靠自学而精通四门外语，还有一个教授曾经用一种独特的简单方式证明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数学定理，如此等等。因为一代又一代学生神情崇敬的传颂，这些无可稽考的轶事竟然成了另一种版本的大学校史。这些教授的天才吓住了人们，以至于无人胆敢提出这种傻问题——这些知识又有什么用处？没听说“本体”、“绝对理念”这些概念或者“E＝mc2”表明了什么，不清楚宇宙的起源或者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蝴蝶，人们不是照常安居乐业？
大学具有一种知识至上的传统。大学只管知识的生产和囤积，知识的使用是另一批人的事情。现今，工业化组织和信息技术有效地扩大了知识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论文、调研报告和学术著作蜂拥而至。知识产品的库存严重积压。然而，一个秘密想象仍然支持着大学：所有的浪费都会得到补偿。历史的某一个秘密时刻，囤积的知识可能发生核聚变，产生出震撼社会的巨大能量。其实，只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科学家——马克思也好，爱因斯坦也好——脱颖而出，整个世界都会享用不尽。
思想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思想没有必要唯唯喏喏，或者按照口令列队出操，立正，稍息。思想者力图发现真理，这种真理是否权威的言论并不重要。教授们常常站在讲坛只灌输一个原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不像箍桶匠或者厨师的师徒关系。教授并没有什么点石成金的秘技传给学生，学生也不负责给教授端洗脚水或者倒尿盆。只要言之成理，学生可以脱离教授的庇荫自立门户。为什么行政组织松散的大学如此活跃？思想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思想无拘无束，灵感不遵循八小时工作制。因此，大学保存了自由自在的风气。许多思想生产者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时间表之中。一个访问过美国大学的学者感叹地说，他居住的那幢公寓之中，任何时候都有人出门、回家、吃饭、睡觉、读书、写作。实验室只有一条规则：随时向你开放。
现代社会如同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这时，大学空间显得如此刺眼——大学的悠闲和自由似乎与四周忙碌的气氛格格不入。政府的财政报告指出，支持这种悠闲和自由的高额成本已经成了一项令人头痛的开支。裁减势在必行。年复一年，悠闲、自由的大学只能低调运行。教学大楼的墙壁有了裂缝。学生公寓朽坏的地板下面爬出了白蚁。教师的医疗费用无法核销。实验室的器材不够。体育馆因为资金匮乏而迟迟不能峻工。新任的校长每日都要往皮包里搁上一叠新的拨款申请，匆匆驱车前往政府大楼。大学还能申请得到免费的午餐吗？
许多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仅仅沉浸于自己思想的快乐之中，他们不在乎因为观察天上的星星而跌入路边的水坑。可是，大学必须意识到思想拥有的价值。知识分子能否将种种知识产品变卖出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价格？
风气变了。大学的管理理念必须重新论证。传道授业解惑的背后不仅是求知的快乐；知识有价，必须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模式之中考察学术的意义。大学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某些富有实用价值的学科优先考虑，研究软件的开发肯定比研究一张古老的棋谱有意义。知识生产也是一种竞争，大学如同工厂的厂房。计件取酬，多劳多得；慢吞吞的乌龟不能掠夺兔子的荣誉。必须毫不客气地将隐藏在悠闲与自由背后的懒虫曝光，甚至逐出知识分子之列。
管理——一个多么时髦的概念。大学制订了一系列制度，颁布种种指标体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制度、指标的经纬线找到自己的坐标。当然，这个坐标肯定会及时地显现于大学财务科的终端屏幕上，成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行政级别：校长，院长，系主任，处长，科长，辅导员；
学衔级别：院士，博士生导师，各种专家称号，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课题级别：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教育委员会设立的课题，学校设立的课题，系设立的课题，青年课题；
奖励级别：国家级奖项，省部级奖项，学会奖项，学术刊物设立的奖项，初出茅庐奖；
刊物级别：权威刊物，核心刊物，SCI检索系统，SSCI检索系统，引用率，转载率；
学位点级别：博士点，硕士点，各种研究中心，学科基地；
学位级别：博士，硕士，学士，某些时候博士后也是一个头衔；
种种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评比，奖励，鉴定，表格填写，成果汇编……一切都开始量化。一切都可以进入计算机。机器统计的数据不会因为任何情面而徇私舞弊。
大学仿佛突然启动。所有的人都上足了发条。写作，发表，再写作，再发表，从豆腐块的文章到大部头著作——年终的统计叫学术秘书吓了一跳。求知的传统奄奄一息，经济利益才是激动知识分子的强心针。同时，权力重新开始在知识圈趾高气扬。主管教育厅的一个处长就能把大学校长训得点头哈腰。等级和藩篱不知不觉地恢复。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多，一页不够就转下页。教授眼里的讲师如同货架上的便宜货。两个博士互相夸耀自己的来历：留学美国的博士发现对方不过是在比利时拿的学位，脸上的笑容就有了胜利的意味。传统的思想者不得不加入他们曾经鄙视的名利场，该摆谱就摆谱，该装孙子就装孙子，大丈夫能屈能伸。一些名目不清的宴席、礼品和谣言成了竞争的副产品；许多故事的结局令人联想到二桃杀三士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