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素描：学院知识分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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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一字不改地照搬——这种活我们也干过一些。如今的许多论文网站上就可以搜索到，下载到电脑里就算大功告成。这么做的确增添了暴露的概率。可是，诱人的利润让我们毅然决然地冒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生哪得几回搏，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也有一些独到的诀窍。通常，我们仅仅将这些论文发表于地区级小刊物或者师范专科学校的学报上。小刊物的编辑比较好哄，那些博士硕士一般不到这些角落查阅资料。对于我们来说，读者越少越安全。
当然，即使运气不好东窗事发，我们也不会束手待毙。编辑部必须承担剽窃事件的部分责任，因而编辑们通常愿意做和事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麻烦的是一些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他们少见多怪，查资料时偶尔发现了问题，就自以为揪住了惊天大案，不依不饶，非得告白于天下不可。这也难怪。如今成名不易，他们无非是逮住一个机会展览自己罢了。没有这些愣头青插手，事情多半可以私下了结。该破费就破费一些，这时我们决不会吝啬。
这并不是表明我们好欺侮。如果对方的要价离了谱，我们就会反戈一击。纠缠不清、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先声夺人都是一些常规的伎俩。是不是剽窃哪里那么轻易辨认清楚。偶尔我们也会摇身一变，冒充学术警察扰乱他们的视线——古代的兵法称作掠阵或者劫营。这些知识分子要面子，时间紧张，也没有多少钱聘请律师；我们一摆出持久战的架势，他们就得撤退。根本用不着雇佣什么黑社会打手，几个匿名的恐吓电话就会叫他们六神无主。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他们已经活得不错，也不能不叫我们活。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急怒攻心容易中风，退一步海阔天空，该选择什么不必我们手把手地教。
我们也见识过一些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要杀一儆百，以正视听。这时就得变换一些手段。一个哥儿们遭到了伏击，眼看脱身不得。他提了两大包礼品，敲开那个老爷子的门。进门之后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一五一十，从实招来——我就是靠这篇论文评了副教授，当上系副主任，老婆的农业户口迁到城里，孩子的读书有了着落。您老要是揭开了盖子，我身败名裂是罪有应得，但老婆和孩子又得滚回乡下。这个事情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该怎么办，请您老给一句话。那些书呆子们哪见过这种阵势？老爷子目瞪口呆，老太太吓得面如土色——你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保证不揭发！保证不揭发！哈哈，如今这哥儿们的日子不是还滋润得很？
还有些哥儿们艺高人胆大，气魄不凡。某一个学术会议上，一个哥儿们偶尔听到同屋的教授介绍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下午开会的时候，他果断地抛开了原先的讲稿，即席宣讲同屋教授的观点——当然宣称是自己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那个教授就坐在台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还能说什么？另一个哥儿们做得更漂亮。花几文小钱，仿照刊物的版式印了一篇自己的论文，伪造一份目录，然后找一本权威学术刊物的封皮装订起来。他就是靠这篇论文充当成果评上了教授。其实，随便拉住一个文学教授或者法学教授问一问，哪一个记得住四五年前《文学评论》或者《法学研究》发表了哪些论文？没有人会到图书馆查原件——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别人有神仙法，我们会鬼画符。西装革履踱出门，我们不叫知识分子还能叫什么？
这些年D教授热衷于购书，藏书的规模已经颇为可观。只要书名有些意思，他就不由分说地买下来。书架插满之后，只好一叠一叠地摞起来。有时，D教授不得不久久地站在书架跟前，搜索隐藏其中的某一本参考书。当然，他从不焦急——这种搜索犹如捉迷藏游戏一样有趣。虽然D教授不可能逐一阅读收藏的书籍；可是，坐拥书城与君临天下异曲同工。D教授常常点一棵烟，独自在书房之中享受这种感觉。从客厅返回书房，这是D教授这些年的退却路线。
D教授太太并不反对购置各种必备的参考典籍。令她百思不解的是，有什么必要为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书而破费呢——这与那些时髦女郎的时装狂热又有什么差别？D教授当然嗤之以鼻。购书雅事，时装算什么？一壶清茶，信手翻阅，不求甚解，欲辩忘言，这是人生不可多得的情趣。D教授时常构思一个更有韵味的书房。裱一副对联？置一架古琴？书架上挂几个京剧人物脸谱？命名书房为“某某斋”？如果窗外种得上几株芭蕉更妙。执一卷线装书，听雨打芭蕉，这种日子还有什么遗憾？
我时常毫不客气地奚落D教授的理想：矫揉造作。假古董爱好者。仿造遗老遗少做派的赝品。玩物丧志。
最后一个词刺痛了D教授。他历来瞧不上玩物丧志的角色。一个同事精于古玩，一个亲戚擅长品酒，他侄儿熟知一切足球明星的技术特点和身世绯闻，他太太把麻将玩得出神入化——摸牌之后大拇指一按就知道这是七条还是八饼。然而，D教授丝毫没有钦佩之意。雕虫末技，壮夫不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尖刻地挤兑D教授：一册在手不就是玩书吗？你的潜意识之中不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吗？你所热衷的这些著作或者玄思妙想，或者浅吟低唱，作者并没有皱起眉头商议国计民生；品尝这些著作无非是传统文人不断念叨的“风雅”二字。当今的哪一个富豪人家缺了风雅？名牌轿车，高尔夫球，牛津口音的英语，一流的大学教育，昂贵的西装，叭儿狗或者波斯猫，对于各种世界名酒如数家珍——这不是风雅又是什么？多读几本书又算什么玩艺儿？
D教授断然将知识分子与那些富豪人家隔离开来。他不想加入“为富不仁”的一族。然而，他还是意识到了大学的特权：许多人汗流浃背地忙忙碌碌的时候，知识分子可以悠然地坐在书斋里阅读和写作。只要有学科名义——文学，数学，历史学，经济学——的掩护，皓首穷经也罢，一目十行也罢，所有的阅读都可以伪装成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可是，旁征博引地索解“锦瑟无端五十弦”这句诗的隐秘涵义，兴师动众地考察某一个姓氏的源头，呕心沥血地证实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知识究竟有什么意义？
D教授开始为大学的特权辩护。
知识背后隐藏了三种关系：知识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市场。
第一，知识仅仅是求索真理，或者说，为知识而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曾经认为，那些古希腊的智者仅仅为了摆脱愚蠢而探索哲理。他们的求知和学术不存在实用目的。哲学即是一种驰骋思想的自由学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也许，二者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区别——披一件简朴的布袍坐在街头晒太阳，纵想宇宙或者自然的奥秘。这些思想者既从容又疯狂。他们不关心世俗问题，也没有将智慧与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联结起来，这是他们的从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因为思想而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例如苏格拉底。这是他们的疯狂。
现今，为知识而知识仍然是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恪守的传统。1978年初，一百多个知识分子签名支持自由欧洲知识委员会成立宣言：《以文化对抗极权，不容讨价还价》。知识分子的思索必须绝对自由。“我们拒绝认为文化除了对神秘和创造性行为进行不知倦怠的探究之外还具有任何其他意义。”文化即是自由。要求文化服从某一种社会目的就是制造极权主义的土壤。“在一个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重要的不是让大家作出相同的回答，而是要捍卫一个各种问题都可以被提出，并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回答、坚持自己的回答或拒绝一切回答的世界。”
可是，这种文化自由不言而喻地封锁了一个选择——独裁。独裁的爱好没有列入文化自由的菜单。这是一个小小的悖论。另外，文化自由还有一些理论的麻烦。知识分子为什么热衷于这一类而不是那一类知识？其实，人们对于许多问题茫然无知。谁发明了斗鸡？哪一个国家首先将拨浪鼓作为孩童的玩具？短裤的起源是什么？拉链的历史何时开始？峨嵋山一共有几级台阶？猪还是羊先成为人类的食品？既然一切都是研究的素材，教授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环绕于经济学、历史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学科周围？“自由”这个漂亮的字眼无法解释，哪些因素决定了知识的轻重缓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