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素描：学院知识分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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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其中某些人喜欢如此表白。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之中混合了自豪和自恋。物理学教授、建筑工程师或者历史学家，这些称呼之中少了某种特殊意味。“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历史份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这些人指定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然而，不会有多少人接受这个拗口的名称。专业技术不能说明一切。他们还是愿意说，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批学有专长的匠人。
有关“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悬而未决：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吗？算了吧，他们的财产仅仅是一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脑子里多装的那几本书顶多认定为无形资产罢了。斗转星移，人们终于承认读书或者写作也是一种生产，允许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阶级。多年的苦难终于换来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然而，历史正在蜕皮。知识经济的时代终于现身江湖。这时，生产资料不一定是吼声震耳的火车头，不一定是隐埋于深山之中的煤矿，更不是水牛和铧犁。时髦的生产资料恰恰是知识。这句老话具有崭新的历史涵义——“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开始被视为某种文化资本。如同货币资本一样，知识的巧妙运作可以产生巨大的利润。不少企业之中，管理权和决策权很大程度地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文化资本家”的概念正式露面——另一个玩笑式的名称是“知本家”。于是，某些理论家试图证明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知识分子——一个新的阶级浮出了水面。
“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些专业人士吗？现代社会的许多专业知识是自律的。专业主义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基本姿态。扎实的专业训练是值得炫耀的经历。知识分子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他们是一批学有专长、甚至身怀绝技的人。可是，知识分子有没有理由说，我是工程师，我是数学家，我们专业人士不关心社会政治？真正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种社会关怀。大哲学家萨特走上街头发放传单，身患白血病的文学教授萨义德依然关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时，人们当然要问，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来自何处？于是——
“知识分子”是一个道德群体吗？似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伏尔泰说过，知识分子必须是公众“意识的指引”。独立，骨气，批判精神，使命感，宽容，民主，自由思想，许多褒义词塑造了知识分子高大的道德形象。或许是普罗米修斯，或许是堂·吉诃德。可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抽出时间研修道德课程。我宁可相信，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是职业人格的扩大。实验室的工作程序、一段史料的考订或者某一个理论观点的论证都不允许臆断、夸大甚至虚构。学术训练也是一种道德训练。他们的话语方式也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书房或者实验室里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延伸到公共事务之上，知识分子就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知识分子”的社会标记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一批有职称的人。可是，我们对于现有的职称评审体系信任到什么程度？多少职称评定会议成为诬陷、诽谤、谣言和笑话的策源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哀兵之计，传述一些竞争对手的风言风语，搞到一摞子千奇百怪的证明，如此等等。当然，如何投票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票箱常常如同伟大的魔术师那样将鸭子变成了白兔。一个评委起劲地为另一个申请者评功摆好，慷慨激昂，唾沫四溅；另外几个评委点头称是，同声附和；然而，打开票箱之后竟然是零票——那一刻的哄笑的确摧毁了许多曾经不言而喻的原则。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承认，没有职称的人也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谈论他们专业之外的问题？外交，生态保护，文物，失业救济，城市规划，歌剧院的设计，飞机票价格，婚姻家庭，什么事情他们都想插一嘴，有时还别出心裁地递交请愿书，征集签名。他们自认为特别有思想，时常考虑终极价值问题，并且擅长分析，不受种种表面现象的迷惑。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知识分子多半是一些能言善辩的人。的确，知识分子的本领就是使用巧妙的辞令制造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遣词造句甚至比轰隆隆的大炮更有效。可是，这能保证他们的正确吗？哗众取宠和虚荣心会不会在某些时候变成了骚乱之源？
……
喂，能否不要用如此标准的理论语言描述知识分子？请记住，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的工资不是用美元或者英镑结算。许多教授和博士们还住在歪歪斜斜的筒子楼里。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考虑许多日常琐事，例如儿子的学费，老父亲的哮喘病以及实验室大楼水电工的脸色。我们的确也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乃至栋梁，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神圣。谁真的把我们当回事吗？知识分子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批判，嘲笑，挫折。元气大伤。那些巴掌上结了老茧、脚上有牛屎的劳动人民多么茁壮，他们仿佛一下子就能把那些瘦骨伶仃的知识分子脖子扭断。许多有了一把年纪的知识分子似乎吓破了胆。他们眼神游移，支支吾吾，随时端出一副讨好人的笑容，随时打算就立场问题作出表态。谁都清楚他们是好人——然而这真是一些叫人不耐烦的好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这一批人的性格，那就是——“猥琐”。我们隐约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冒出了一批相当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鲁迅，林语堂，吴宓，周作人，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张爱玲……人品和学识暂且不论，至少他们个个特立独行，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形象就是苦着一张脸反反复复地检讨。乔姆斯基、萨特、福柯这些我行我素的家伙只能在另一些遥远的国度上演他们的传奇。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仅是一声愤懑的感叹，同时是一句尖利的嘲笑。其实，这种嘲笑始终活跃在知识分子周围。农夫在田野里面割稻子，技工在冲床之前制作零件，那些迂呆的知识分子只晓得念念有词地背诵一些深奥的辞句。所谓的思想可以兑现为多少产值呢？腐儒。空谈误国。别用一册一册厚厚的图书吓唬老百姓。哪里还有比读书更轻松的事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不无轻蔑地揶揄过书生：书又不会走路，翻开或者合上都悉听尊便；读书比厨师杀猪容易得多；猪不是还要跑、还要叫么？那些名重一时的教授甚至笨拙到了不知道如何开口骂人。一个作家记录了一个笑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某教授无意冲撞了一个工人。工人站在街上大荤大素地骂了一番，可怜的教授只能发抖地指着工人：你，你是结核菌——大约那时的结核病还是难以治愈的顽症。另一个寓言之中，实用哲学的嘲弄更为优雅一些。一个饱学之士乘舟渡河。他洋洋自得地问渔夫，你会欣赏音乐吗？渔夫摇头。饱学之士一声叹息：呵，你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又问：你会欣赏绘画吗？渔夫摇头。呵，你又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再问：你会欣赏文学吗？渔夫仍然摇头。呵，你的另外四分之一生命又消失了。顷刻之间，风浪大作，渔夫问：你会游泳吗？饱学之士惊慌地摇头。渔夫兴高采烈地叫起来：呵，你要失去全部的生命！
D教授是一个热爱思索的知识分子。
早晨刚刚睁开眼睛，D教授就开始思索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一泡尿憋不住了。他不得不从温暖的床上跳起来冲入厕所。哗哗的撒尿声中，他悲哀地察觉到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异于常人的秉赋，再伟大的思想家不是也得撒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