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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学院知识分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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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许多人愿意复述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既然如此，当权者必定处心积虑地调集这一份力量，巩固某一部分权力或者颠覆另一部分权力。他们的视域之中，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就是权力格局内部的一枚砝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将知识奉献给王权。为“王者师”或者“学而优则仕”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理想。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合作遭到了不少白眼：学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权力的强奸只能留下孽种。
其实，权力的青睐曾经造就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特殊机遇。中国古代的某些“士”集聚权势人物周围，充当幕僚。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频繁出入权势者的客厅，得到他们的庇荫。现代社会无非是形式复杂一些。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一马当先，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国家和权力机构对于尖端军事技术的追求。
如果权力欣赏真理，知识分子有没有必要伸出手来？——权力能否欣赏真理？
这些深刻的疑问导致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爱因斯坦曾经以出人意料的热忱投入世界政治。他甚至得到邀请出任以色列总统。爱因斯坦的生活被政治和方程式撕裂了。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政治的意义在于现在，而方程式的意义是永恒的。”
第三，知识如何打入市场。这个问题突然进入历史舞台的聚光灯。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的投资者都苏醒了——求知的传统再也压抑不了勃勃的欲望。房子，汽车，名牌服装，出国旅行，种种体面的社交场合。辛苦一辈子总不能两手空空。生产者有权利索取酬劳，投资者要求回报。这是天经地义。耻于言利是传统的陋习。生子当如比尔·盖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知识分子是一批出售知识产权的商人。价格证明一切。两耳不闻窗外事，箪食壶浆，故作清高，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没用的人。
于是，A真理与B真理不再平等。市场称出了它们的不同斤两，并且标上了不同的价格。一批古老的学科遭到了冷遇。古汉语专家的收入不可能和计算机软件专家或者医学专家相提并论。每一个学科都在勤勉地论证自己的现实价值：专利，国际市场，民族文化，国民素质，传统，高科技，新兴学科，国粹，精神文明，智力开发，实用技术……总而言之，高价收购我们的知识产品并不会吃亏。与求知传统一起消失的是知识分子的自尊、矜持和严谨。他们吆喝叫卖自己知识产品的夸张口吻与商人相仿——甚至不顾廉耻。这是让人最不舒服的地方。
另一些相似的深刻疑问尾随而至：市场能欣赏真理吗？市场是不是另一种权力体系？口气尖锐，情绪激动——当然，这些质疑形成的论文仍然标价出售。
这些质疑考验的是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知识分子是体制之外异质的声音，还是体制内部的生产者与维修者——葛兰西所形容的“有机知识分子”？
据说隔壁一幢楼的H教授即将出任某一个厅的厅长。这个消息形成了不小的波澜。H教授的面部表情和可能配给的轿车型号都是众人的研究内容。
一些人热衷于这种传闻：H教授桀骜不驯，口无遮拦，几度在公开场合抨击某些官员。现在干脆任命一个职务，封了他的嘴巴。这带有招安的意味。
一些人相信，H教授的学术成就产生了学术之外的效应。数十年积累的文化资本开始赢利了。文化资本与经济收入或者官衔职位之间具有种种复杂的换算关系。H教授的一系列社交活动终于盘活了这一部分资产。收帐的时候到了。
一些人对于H教授任职的意义产生了激烈的争辩。正方认为，任何知识无不造福于人类。教授们介入社会理所当然。西方的许多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频繁穿梭于政府大楼与大学教室之间。否则，一肚子的诗书不是成了屠龙之技？反方认为，学术是批判污浊现实的利器，真理与功名方枘圆凿。如果H教授带上了乌纱帽仍然游刃有余，那么，他的品行就十分可疑。
一些人对于未来的厅长表示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听说厅长日程表通常提前半个月排定，并且广而告之地通知下属。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前呼后拥，唯唯喏喏，其实不过一具任人摆布的木偶而已。教授好歹可以支配自己——“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一些人正在为未来的厅长担忧。他们了解H教授的雄图大略。H教授的学术报告大刀阔斧，纵横开阖，锐气十足。然而，现实恰恰是一个甩不开脚步的沼泽地。H教授带上满脑子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理想的方案上任，但他的大部分精力必须处理另一些事情：A办公室破了一个热水瓶，B办公室的打字员与C科长拌嘴，D处长保存的一份设计图不见了，E副处长的母亲中风住院治疗……即使累得吐了血，摆布这些杂碎又算什么功绩呢？
一些人忿忿不平。天道不公，怎么就看上了这个家伙？一个瘦巴巴的副教授向许多人暗示，他本该是真正的考核对象——因为H是个教授，占了先机。其实，出任厅长的首要条件是行政经验，而不是教授不教授。扼腕长叹的时候，这位副教授忘了一个刚刚发生的笑话：郊游活动的时候，他甚至算不出二十七瓶矿泉水该付多少钱。
还有一些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暗暗收集H教授的论文。他们深谙一个崭新的秘密：大众传媒时代，挑战名流可以产生奇效。成名的捷径就是奉行知识恐怖主义。一旦名声在外，所有的极端和激进都会得到谅解，甚至是众人津津乐道的学术逸闻。H教授成为这几个新生代知识分子锁定的目标。打击厅长的学术观点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同时，没有多少人愿意不避嫌疑地为厅长大人辩护。他的任命书就是我们的冲锋号——一个新生代知识分子明目张胆地说。
不久之后又传出消息——厅长似乎另有人选。一大批人无法确证这个消息，急得上窜下跳。H教授的太太到了超级市场购物，另一个教授的太太上前搭讪。她始终问不出个所以然，忍不住就带上了挖苦的口吻：当不当这个官还不清楚，官架子倒是先有了！H教授的太太淡淡地回了一句：皇帝不急太监急。当不当这个官，你们比H教授还要在乎！
D教授决定给他的侄子回信。他的侄子打算放弃一个公司的职位，重返大学深造。他的侄子原先是理工科学生，现在竟然想选修一个文科的学位。这个念头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于是，D教授收到了侄子的询问信——D教授能够为文科说些什么？
D教授在回信之中写道：
的确，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为两大集团——文科知识分子和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彼此讥诮，互相瞧不起，都觉得对方有些愚蠢。根据斯诺《两种文化》的描述，这大约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至少在目前，文科知识分子处于守势。文科知识分子对于理工科知识分子的了解和尊重超过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了解和尊重。也许，报酬多少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个医科教授，或者一个计算机教授的薪金远远超过了一个文学教授和哲学教授。
这或许是工业时代的必然现象。理工科的知识终于变成了机器和能量——变成了社会的巨大财富和国家的军事技术。“科学万能”的意识潜滋暗长。“科学”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时，文科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文字训诂、历史学、神学或者文学黯然失色。他们的晦涩思辩和种种古怪的思想观念仿佛脱离了历史而成为智力的空中楼阁。大学里的理工科学生时常对文科学生说：我们的理念很简单。学好外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你们制作那么多理论体系又有什么用呢？不少文科学生的确无言以对。许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之下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这是科学蔑视玄学的时代。
这的确是两种不同谱系的知识。文科知识是不是面临废弃的时刻了？——人们真的可以脱离文科知识了吗？的确，文科知识分子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多少物质财富——他们更像是一批观念生产者。可是，人们是否意识到，社会生活多大程度地由各种理论观念组织起来的？如果不存在家庭观念、父子观念或者财产观念、人权观念，这个社会的运转肯定是另一种方式。许多关键的理论观念如同联结社会生活各个部分的铆钉。不少理工科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是为了“国家”或者“民族”而工作。“国家”或者“民族”即是这个时代关键的理论观念。没有人一目了然地看清国家或者民族的每一个角落——“国家”或者“民族”只能以抽象的理论观念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脑子之中。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可能召唤无数的志士仁人；千百万从未谋面的人彼此视为同胞——一些人甚至愿意为这两个观念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抛弃性命。所以，许多理论观念的威力并不亚于军舰、大炮或者某种新型的计算机。这些理论观念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核武器，是否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是否允许底层民众在大众传媒之中发言，如此等等。另一些理论观念可能编织到经济活动之中，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一种美学观念与建筑设计、室内装修或者服装行业的关系，生活质量的观念与旅游、饮食或者交通行业的关系，这些例子每个人都可以列举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