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素描：学院知识分子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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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治史学的退休教授特地搭乘公共汽车来到大学办公室，训斥主管副校长——这个副校长曾经是他的学生。老教授气咻咻地说，你们定了无数指标，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有的人只要两篇论文就可以当教授，有的人出版一百部著作仍然什么也不是。课题剥夺了想象的空间。数量放弃了深思熟虑。石破天惊之论在哪里？呕心沥血之作在哪里？必须明白，自由才是天才的土壤！老教授的拐杖把地板敲得嗵嗵响。
副校长毕恭毕敬地请安，让座，上茶，点头称是。的确，不该用任何规则约束天才。然而，不得不设立规则证明谁是天才。否则，第二天就会冒出五百人要求享受天才的待遇。如果没有定期的数量要求，一些人永远会信誓旦旦地许诺明天拿出本世纪的巨著——但是他们已经五年不动笔了。您老人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建议？
这所大学之中，D教授的客厅曾经小有名气。一些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纵论天下。进入这个客厅，他们觉得自己更像知识分子了。这里不必和豆腐的质量、水电费涨价以及自行车停放地点这些琐事纠缠；民主、国民性、主体、启蒙、后现代才是这个客厅通行的基本词汇。个个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甚至一声叹息也有格外的份量。尽管D教授的耳边不时拂过隐约的警告，他仍然勇气十足地打开寓所的大门。
现在，这个客厅为什么萧条了呢？涵义暧昧的威胁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舞会，麻将，电视肥皂剧竟然是瓦解D教授客厅的强大对手。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回家正儿八经地钻故纸堆了。他们明白，客厅里的机智无法发表在学报上，成为申报职称的依据。
D教授只能在客厅里向他的研究生讲述知识分子的特征。研究生规规矩矩地双手叠在膝上，洗耳恭听。说到动情之处，D教授慷慨激昂。当然，D教授明智地回避了该不该因为真理而放弃生命。这个问题过于严峻，布鲁诺只有一个。D教授自己就做不到。
D教授觉得，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进入教学大楼的梯形教室。那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毫无兴趣。他们正在崇拜表情夸张的周星驰，所有的人都会背诵《大话西游》的经典片断。用知识分子问题和周星驰抢夺观众必败无疑。系里的办公室也不是谈论严肃主题的适宜场所。仿佛已经形成一个默契——教授们相逢的时候决不谈论学术。哪怕多说几个专业术语也会让人觉得在炫耀什么。正规的学术会议上不得不端足了架势，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之后附带五分钟的学术讲评。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行。会议刚刚散场，教授们就迫不及待地扯掉领带，开始闲聊。哪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说过，这是一个闲聊的时代。可以聊一聊住房的面积，空气污染程度，下一任校长人选，哪个班的女学生漂亮，甲单位开出的讲座费是否比乙单位更高——就是不谈学术。
是不是D教授的声音太大了呢？里屋传出教授太太低沉的女中音——行了行了，别搞得跟真的一样。洗耳恭听的研究生们有些惊慌。他们不明白该不该表现出听到了教授太太的讥讽。D教授停了下来，手里摆弄着一支铅笔，陷入了沉思。如此频繁地遭受太太的嘲笑，D教授早就丧失了不悦之感。他只是被这句话拨动了：跟真的一样。
一本正经的宣讲令人觉得虚伪。D教授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最不讨好的风格就是正经和严肃。仅仅因为表述吗？正经和严肃的主题必须适当地搭配幽默，俏皮，挖苦，千万别像中学语文教师那样热衷于抒情的排比句。还必须善于自嘲。据说幽默和自嘲都是更高智慧的表现。某些报纸副刊上——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的豆腐块小文章何等地俏皮！做不到幽默和俏皮，至少还可以学一学电视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一副快乐无比的表情，动作夸张地大喊大叫，偶尔做一个鬼脸，这也比正经和严肃提神。D教授突然明白，周星驰是对的。
D教授仍然有些不甘心：那么多人生活在剑拔弩张之中，幽默和自嘲怎么就突然变成主导时代的美学风格呢？笑一笑就太平无事了吗？深邃、愤慨、凝重、紧张、激情、温婉——这些风格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十分偶然地读到“著书癖”这个词。
知识分子就是著书立说的人。某一部分思想刻在竹简之上，印在纸张之上——书籍诞生了。思想不再跟随身体死去、朽烂；思想脱离作者头颅遍地旅行，思想逃出了时间的巨掌而传诸后世。于是，知识分子名垂千古。
遥远的古代，只有那些伟大的思想者享有著书立说的资格。书写如此艰难，文字仅仅顾得上记录历史的重大事件。一言九鼎。没有人会在甲骨或者竹简之上刻写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所以，作者是崇高的，书写的工具是神圣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阅读有限的几部著作。
印刷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终于解除了书的神秘性。如今，书籍生产已经完全失控。历史在什么时候悄悄地跨过一条门槛——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毕生也无法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籍？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一个人毕生也读不完世界上任何一天出版的新著。
这个时代流行“著书癖”。大学体制放手怂恿教授们将写出来的文字印刷成册——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挤掉一名对手的简单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比他多。一些教授著书成瘾，时常乐呵呵地周旋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这引起了另一些教授的恐慌。他们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每日写几行，加上剪剪贴贴，终于也憋出一部书。自费印刷，自费邮寄给学术界同仁。没有料到的是，所有的学术界同仁都忙于写作，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书籍开始泛滥成灾。一大堆新书堆积如山，人们的阅读欲望迅速消失了。谁写不了几本书呢？人们因为不再稀罕而读得愈来愈少。图书馆里面的新著日积月累，大多数作者等到的仅仅是灰尘。一个教授把百元大钞夹在图书馆刚刚上架的一部新著里。这是他半生的心血之作。两年之后，教授重新在图书馆里找到这部著作。书中的百元大钞依然如故——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书籍正在淹没这个世界，谁知道哪一部著作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呢？
另一些教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他们宣称，他们的职业即是鉴定书籍的质量。可是，这些鉴定是否可靠？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些文豪曾经被负责鉴定的教授们遗忘多时。如今，相似的遗忘仍然时时发生。这终于导致鉴定的鉴定。于是，鉴定的鉴定的鉴定成为书籍繁殖的另一个重大理由。这时，人们企图打捞的真理是不是越漂越远？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夹上皮包，西装革履地踱出门来，别人仍然要叫我们知识分子。我们会明智地对大师们表示必要的敬意，然后向其他无名之辈仰起脸来——谁认得谁呀！
我们当然也修炼过，算得上半个学术内行——我们这一批人至少都曾经大学毕业。我们基本上看得懂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找到一批学术刊物或者几本学术著作，摘出这一篇的观点，挖出那一本书的材料，改一个开头，加几句结尾，然后将拼装出来的论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寄到另一家刊物。我们照样成果丰硕。愿意熬夜的人熬夜去吧，愿意钻图书馆的人钻去吧，我们仅仅是一些田野里拾稻穗的人。我们从来不想装扮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天才，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庸。对于我们这些庸人说来，大师们桌上洒下的面包屑就能够混圆肚皮了。这太好了。
一批迂腐之徒在那里鼓噪什么学术规范，企图把我们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恨这些人，但是，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他们：省省事吧，早着呢。全世界的名牌商品派生出无数的假货，工商部门累死累活也抓不过来。那些大企业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别人的口袋，抄几篇文章算什么——又不是印假钞。没听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我们只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你们想充好汉就冲着那些窃国大盗耍威风好了，和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百姓开练有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