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三农”难题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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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向外看更要向下看
一些富有独立思考的人，早就发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土地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且不说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实践的，也不说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晚年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担任政府首脑近二十五年一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时时牵挂在心的就是两件事：几亿人的吃饭和整个国家的治水；（10）只说邓小平，他在1980年代后期专门找人谈农村和农业问题，提到一位当时的“中青年学者”的观点：中国不出问题则罢，一旦要出就会出在农村；农村不出问题则罢，一旦出了问题多少年也恢复不过来！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这是一封在基层乡镇工作了十多年的青年干部的信中的话，也是2001年新世纪开端时《读书》发在篇首的文章的标题。文章作者就是上面邓提到的那位“中青年学者”，现在，他也已经近七十岁了，而写这封发自基层的信的人，据说现在还在重新找工作！
回顾起来，冷战结束后这些年，我们大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脉络下思考制度安排和制度调整的，不管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是否准确，我们基本上都确信：对于城市来说，企业减员或产权明晰才能增效，企业有了效益才能上税，才能支撑政府的财政，才使国家有能力安排教育、医疗、养老、失业金、救济金等社会保障项目。对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是第一步，更要分田到户并保证几十年不变，使农民安心投入，自觉提高产品质量，改变产品结构，但更重要的是落实土地私有产权，这以后才能进入买卖，然后才可能发生土地兼并或土地集中，这样才谈得上现代化大农场，也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的这些考虑，除了撇开了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也没有考虑到：即使欧美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地走过来的；何况，今天欧美一方面似乎都在不同程度地奉行“小政府大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最具有实力的军事武装力量。欧洲如果没有长期的对外殖民和掠夺过程，美国如果没有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对黑人的贩卖、对亚裔人的长期歧视剥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欧美没有持之已久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等社会运动（似乎欧美还没有人说过它们也是“痞子运动”！），以及政府相应的政策调整和上层的社会改良，今天的福利/保障乃至法治/税收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都不存在或它们都不重要，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逻辑要行得通，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欧美走到今天，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经历过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皇权与地方权力的较量等好几百年的酝酿。
那么，中国呢？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意识到，多少世纪以来制约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人多地少。中国这些年喜欢说“中国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阐释“中国特色”的时候，也主要是说“人口多，底子薄”。
客观地说，抨击时弊、批评政策乃至挖苦当局都是不难的，但自我反思就不容易。我直到很晚才读到黄宗智的著作。他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人多地少导致农业生产过密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问题。我认为他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没有固守现成的经典范式，而是发现了为什么中国的小农没有遵守似乎谁都懂的“理性法则”。（11） 温铁军则从1980年代开始，在农村试验区做了十多年的深入调查，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读书》，1999第12期），是他给《读书》写的第一篇稿件。有的老一代作者和编者说起这篇文章来，用了“彻夜难眠”、“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了”这样的句子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在温铁军最近的几篇文章中，他都提到了人多地少这个历史制约的不可逃避性：人均只有0.4公顷耕地，南方三百多个县还不及此水准；人均耕地稍多一点的地方大多在北方，然而北方向来严重缺水，旱魔肆虐。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起义很多，主体都是农民，之所以生乱，几乎都是因为那个社会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根本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人祸，个别事件导致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相称。（12）
也有一些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和一些非常严肃的朋友们，对这类的说法提出疑问：难道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不是远远高于日本吗？温铁军的答复是：首先，日本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足5％，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因此日本的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高于中国3倍。其次，中国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很低，比如印度虽然疆域小于中国而人口快要赶上中国了，但其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却比中国高得多，水资源条件也比中国好得多。最后，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看，日本、韩国都数倍于中国。中国，现在不仅仍然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和劳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且水资源严重短缺、分布又严重不平衡。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是（也许，这又是在为什么过时了的东西“辩护”）：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不论内部的体制和管理是多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撇开了它们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特别是“冷战”情境下它们受到的政治和军事保护、经济和技术援助等等，而只是去谈“儒家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向先进看齐”没有错，但是要与别人比，总要有个可比性。我们有些人最不爱拿来做参照的，恰恰是与我们最多基本相似之处的邻居印度：1947年独立，人口大国，人多地少，农民为主，等等。如果我们稍微仔细一点，想绕开下面这样的基本事实是不容易的：印度独立以来实行的可是议会民主，但是它也还没有“起飞”。（13） 另外一个基本事实也是我们绕不开的：“四小龙”在它们的经济起飞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实行独裁统治。所以我们不能总是把问题归结于某一个因素，动辄“××决定论”。
其实，不管你搞什么主义，都有个具体历史情境，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都有个“国情”问题。在中国以及印度、印尼、巴西、非洲等大国大洲，不论信奉什么“主义”，都不能绕开人多地少这类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制约。如前所说，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统计，近13亿中国人中还有8亿属于“农业”户口持有者，减去已经在当地或通过外出实现了城镇化的（包括在乡镇企业中就业者），至少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就算其中一半是老人和孩子，也还有3亿多农村劳动力，而中国的农业按照现在的需求和技术水平，1.5亿劳动力也就够了。换句话说，至少还有1.5亿以上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孩子，就是3亿多；再把今后二十年相关的新增人口算进来，5亿也打不住！在这种情况下，模仿欧洲某些国家早期的发展模式，把剩余劳力转到其它地方去，搞开发搞殖民并重新建立家园，已经不现实了。他们就算是想出去，就算是能出去，最后也不过是少数精英可以被接纳（大多不外干些打杂的二三流工作），少数冒险者也可能被从事“非法移民”之类的人口买卖，但还有那几亿人呢？他们难道不会成为谁也不要的“剩余人口”吗？这些没有职业、没有教养甚至没有住所、没有家庭的人，除了做“盲流”和妓女，还能往哪里去？总不至于只给他们一条犯罪的路吧？
城市容纳农民工的空间有限
自从19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政策与城乡管理体制的基础是户籍制度，把人们的身份固定在户籍登记地。政府财政预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社会公共设施（诸如学校、医院、住宅、供水、供电等社区支持系统）的服务对象和建设目标，都是以当地人口统计和需要为基础进行规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