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三农”难题
作者：黄 平
字体： 【大 中 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山等2001年在南方调查，发现村组织普遍性负债，村委会只好更多地向农户集资和摊派，虽然近年来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17）
张晓山文个案1：南方某省A村：1514人，原有1287亩田，第二轮延包后把荒废、休耕的刨去，实有1173亩，其中有100来亩田撂荒。农业税人平28元，加上“三提五统”，人均114元。但2000年A村的支出：22个五幼保户生活费共5720元，两个优抚户共800元，公路维修1500元，村民小组长工资3000元，杂费1000元（生育、丧葬等项慰问），组长开会补贴2000元，村上招待费2000元，农电、广播、学校维修3500元，村干部工资15000元（支书、村正副主任、会计、妇联主任5人），共约34520元（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是另外一笔，属一事一议：11000元）。因此眼下村组织负债14万元，外加互助储金会贷款死帐中村里欠下的还有14万元。
张晓山文个案2：南方某省B村，1116人，650亩田，农民人均收入1020元，人均负担：农业税30公斤稻谷，农业特产税及水费4元，“三提五统”49元，乡统筹34元。但2000年B村的支出是：9个五幼保户生活费共3400元，困难补助1000元，村民小组长补贴1000元，报刊费900元，村上招待费（包括开会用餐）3000元，组长开会补贴及老干部慰问2000元，村干部工资4000元，共约15300元。因此B村至今累计负债共50多万元：欠乡政府7万多元（农业税和乡统筹没收上来），建校费用6万多元（欠个体户的材料和工资），倒闭企业（量具厂）欠款40多万元（其中欠信用社10多万元，个人10多万元，农业银行22万元）。
我自己最近的研究，则显示出农村防疫和医疗系统的严重困难：一方面是几年来多数农村地区出现了务农收入增速减低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日常医疗费用的快速提高；医疗和防疫在很多农村地区分开管理，并出现了防为次、医为主的局面，现在又进一步有医药分开、药业率先商业化的倾向。（18） 许多农民不得不“小病拖、大病抗”。所谓“小病拖”，并非以为自己身体可以慢慢好起来，而是不愿意付钱或付不起钱，或者离医疗机构路途太远；而“大病抗”更是因为医疗费用及相关的交通、食宿费用过于昂贵。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一直要拖到实在不行了，才被匆忙抬到县医院，抢救不仅要花掉更大一笔钱，而且也不一定有效，最后还使得家人欠下一大笔债务。结果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有的甚至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19）
显然，务农收入不足，乡村组织的负债太重（因此也必然向农民做更多的集资和摊派）、农民日常开销（包括教育、医药方面的开销）的日益上涨，是1990年代农村人口外出寻求非农活动的另一基本动力。至少在很多地区，单靠务农本身已经不足以维持生存了，农民想自给自足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许多地方连买农药、化肥、种子和简单农用器械的资金，也需要从农业以外去找资金。
是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农村正在面对的挑战是：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大面积的进一步弱化，将在短期内可能出现更大量的外出人口，不论他们是否属于“剩余劳力”；与此同时，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下岗失业人口，将与进城农民工形成严酷的就业竞争势态；城乡之间在收入、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更加促进了农村人口外出的潮流；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改革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今后的十到二十年如何走：是继续保持农村和城市均衡发展？还是听任一方高速繁荣而另一方日益衰落？或者，是满足于农村的低速度发展乃至徘徊从而听任城乡相对差别越来越大？如果为了单纯追求局部效益而进一步推行土地私有化，尽管有可能出现现代大农场，但是几亿农村人口的出路何在？现代化对于他们的意义，就是要让他们也步一些第三世界国民们的后尘，从无地之人（LANDLESS）到无业之人（JOBLESS）再到无家之人（HOMELESS）吗？
一般意义上的人多地少，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大量人口就必须外出。外出伴随着很多风险和成本，例如工作的不确定性，社会歧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等等。如果在一块狭小的耕地上也能够使农户维持并延续其基本生产和生活，那么，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工农行业差距问题，无非有大小高低之别，农村青年也并非只剩外出一条路。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如果长期上不去，务农收入也就上不去，农民的负担就越重，看病吃药、建房结婚、子女上学一类压力与日剧增，与地方官员和城市百姓的关系也就越紧张。当制度（户口、粮票等）开始松动，城镇也开始有大大小小的机会时，再想他们会满足于“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者天真地认为“他们好歹有一块地，不出来也饿不死”，反而是不现实的了。
更大的问题是，1997年以来，各行业都开始谈论“消费不足”，各部门都试图要“拉动内需”。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70％左右的农村人口只消费了30％多一点的商品，只占了不到20％的城乡居民储蓄，就可以大致明白，连续国民总产值（GNP）增长之下却有内需不足和消费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构成了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图景。现在粮食卖不掉、吃不完、存不好，已经不再是幸运的事了。当然，中国没有出现东南亚金融风暴那样的危机，这是幸运的，而在这份“幸运”中饱含了多少农村人口的巨大付出和农民工的惨重代价啊。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之时，在东南沿海投资办企业的港商、台商、日商、韩商，不是撤资或撤单，就是干脆不见了，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大量歇业发生，而且民工们是拿计件工资、先打工后领薪，拿不到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更不用说回去无颜见父老乡亲。许多年轻女孩子转而进入了餐饮业以及各种暧昧的“服务业”。妓女，再度沉渣泛起，有人说有几十万，也有人说有上百万。有些妓权主义者同我说，现在是后现代，有些人要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你能简单反对吗？也有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不断教导我，说只要是自愿选择的，就是合理的。我一直想问自己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是“自愿选择”的？又有多少是被逼良为娼的？谁算过？我亲眼见过学者潘绥铭在珠江三角洲认认真真做这方面的调查的情况，他所访谈的“三陪女”，都是农村来的打工妹，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肚子辛酸。（20）
也许某一天，令人无比期盼的外资老板们又带着定单之类回来了，再想找这些打工妹回来工作（据说，“她们比那些打工仔好管理”），这时她们已经不愿意回来做苦力了。每当这种时候，老板们就会向你“诉苦”，叙说这些小东西是如何这山看着那山高，不断跳槽的；当地某些官员也会急忙跟着搭腔，细说这些小杂种当初为了找到一份工作，是如何伪造年龄和身份证的，现在她们又如何“下贱”，公然去做了三陪女！
在华南沿海某些“外商”（21） 密集地，当地基层社会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家/社会、市场/政府、城市/农村等二元结构了。在这些地方，权力运作与利益分配很难摆脱以下层级结构：
外商被公认是“大老板”，理所当然地是利润的最大获取者，其风光所在，威风所至，令人闻之而起敬，望之而生畏；
乡镇政府的许多官员，因直接与外商发生正式商贸和经营关系，也就很顺理成章地在原来的行政权力基础上大大增强了经济权力和个人收益，也就成了公众眼中“腐败”的主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