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三农”难题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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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对农村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媒体上大都称为“人口流动”）现象做一些小规模的实地调查。一开始我试图要了解的是：究竟农民外出在多大程度上减缓了人多地少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或者，它是不是也可能带来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甚至它是否可能给农村的医疗与教育、家庭与邻里关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等等带来影响？
今天中国已经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了，但是这样来提问题的似乎还是少数。但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阶段。这个后来被证明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特别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农民们自己搞起来的，后来被称作“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四川等地的中小型农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背着上级偷偷搞的。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带来了他们丰收中的实惠，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来农民没有如此兴高采烈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种田积极性几年下来开始逐渐降温，同时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速明显减退。（1） 另一方面，虽然已经开始逐步实行身份证制度，户口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是对农民来说，出门在外还是很不容易，到城里的餐馆吃个饭也要地方粮票。他们就地就近搞起了乡镇企业，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1970年代末，一开始是江南等地的农民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找门路、自筹资金，搞起了规模很小的生产/加工作坊，后来越搞越大，形成了有规模的乡镇企业。单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主要年份中，它们几乎以近千万人/年的速度飞快发展。（2） 乡镇企业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被认为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道路的一个实践范例。但是，乡镇企业也有很高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遗憾的是，这些代价在许多年以后也没有被我们意识到。
1992年，邓小平做了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巡视中国南方，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也许可以说，邓的南巡讲话是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分水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从南到北，一风吹来，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从东南沿海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到处都开始搞开发、上项目，建筑工程遍地开花。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民还是第一次有了如此大规模进城寻求干粗活的机会。也正是在这次南巡讲话后不久，实行了多年的粮票制度在无声无息中取消了。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两者皆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愿意，年轻农民们只要有点现金，再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跑到城镇里来干它一阵了。这个静悄悄的“革命”，也是很久以来几乎没有被我们这些被叫作“学者”的人意识到的。
那个时候，办乡镇企业也好，外出务工也好，主要原因还是农民在大包干和后来的分田到户以后，剩余劳力一下子凸现或外显出来，各家各户都感到，闲着也就闲着，与其这样还不如干点别的。挣点外快，再顺势转移一下家里的多余劳力，是他们主要的“小农考虑”。何况务农本身一直就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分田以后也是如此。有人要结婚、建房、做寿、办丧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人外出务工，结果上的差别就显得很大。当时从全国的情况看，跑到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农民工，开始主要来自人多地少的省份，尤以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河南为最。（3）农民外出务工，在客观上调节了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1990年代中期，我到四川一个财政收入不及6千万人民币的国家级贫困县做调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县上一年打工仔打工妹从邮局寄回来的现金居然可以高达3亿5千万！（4）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民工潮”成了传媒上经常出现的用词，城市里的某些上等人更经常用“盲流”这样的贬义词去形容他们。除了部分研究人员从城市如何管理他们的角度去做些调查外，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要从农村本身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反正中国多少年来就是人多地少。在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中，有80％左右是从农村到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人。到2000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有12.6亿，其中农村人口有8亿多，农村劳动力4.9亿，在传统农业中务农的劳动力也有3.5亿，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1.4亿。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中只有30％外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虽然比例很低，但是考虑到人口总体的庞大数目，实际的流动人口大约在0.8亿左右，他们按季节不等在各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从业或流动，苦苦寻求着哪怕是报酬很低、没有福利和劳保的工作，甚至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但这毕竟使人多地少的矛盾终于有机会开始缓解。（5）
然而，按目前生产方式和市场需求，传统农业实际只需要劳动力1.5亿左右，留在乡村的3.5亿劳动力中，还有2亿青壮年可以被划入“剩余劳动力”行列。这意味着可以进入城镇从事其它行业的潜在劳动力尚有3亿左右，目前实际转产转业者只是这个潜在数目的1/3。1996－1997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无论是按照国际组织的“标准”还是依据普通人的观察和体验，中国的大城市都已超过了“小康水平”，现在又在纷纷争着看谁能“提前实现现代化”；（6） 但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了30％以上，农村连续几年出现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在绝大部分中西部产粮区，农村人口的务农收入已经连续几年持续下降，农民收不抵支，增产不增收。（7） 一方面，从水平、规模、档次、品位等方面去衡量，省会城市以上的地方与世界“接轨”的速度可谓一日千里，彼此竞相攀比，其声势之大，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农村社区的大范围衰落：村乡财政负债严重，农村的社会秩序、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和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严重下滑现象。（8）一方面，中国虽然没有像东南亚那样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失业已经构成1990年代后半期的主要城市问题，大量国营企业的职工下岗或者歇业，人数达数千万，再加上每年新增几百万劳动力，使各个大城市都在就业压力之下先后出台政策，要限制进城农民，“清退”外来人口，划分出许多种行业和工种，中高级的都不允许外来农村劳力插足；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转制”，即从原来的“小集体”转为私营、民营或股份制，这又使很多乡镇企业大幅度减员。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农村外出务工的人数仍有增无减，不但农业人口大省如四川、安徽、湖南等继续有大量农村劳力跑到大城市和沿海来闯荡，而且以前被认为具有“保守意识”的封闭地区（甘肃、贵州、陕西等），其大量农村人口不一定多么年轻，更未必就是所谓“剩余劳动力”，也开始离乡了，进城了，加入了农民工大军。（9） 中国农村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人多地少，另一方面却有越来越多的撂荒乃至“空巢”（举家外出）。
上述情况，是许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甚至也是不曾预料到的。以前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是粮食不够吃，是可能的饥荒。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来的分田到户以来，我们多数人的基本的估计是：农村总算是摸出了一套制度保障，农民也因此有了种田的积极性，即使还有问题，也主要是技术性的，诸如化肥、农药的送达能否及时以及价格是否合理等等；往后走，当然还有如何让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理性算计，或者至少，不做亏本买卖）；再往后走，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等。这一类话题几年来说多了，说滥了，说得谁也不愿意再听了。然而，正是在管理层和知识界以为一条金光大道已经展现的这些年，农村大面积的情况却恶化了。决策的人甚至说到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地步，也有做农村研究的人极而言之：在很多地方，“说的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实际上是连一方一计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