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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检讨书（１９５２）
作者：钱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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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兴趣在教学，而不喜揽事权，然事涉全校利害，未尝以事不干己，置身事外；而恫心怵目，尤用吾全力斡旋的，是大学的党狱!当国民党得意时候，大学的学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党的金钱津贴；做特务工作，监视同学，按月报告；有的因邀功，有的为挟嫌，常常无事生风，兴起党狱，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据我旁观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几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学，被捕二百多人；那时，我在光华大学，一天，是冬至的隔夜，夜间十二时，电灯熄，我已上床，听得足声历落；旋有人叩吾房门；开视，乃吾儿子钟书，披衣赤足，低声说：“张杰被捕!”张杰，是附中国文教员；钟书，是大学英文讲师；两人同住吾隔壁房间，对面床；据称：“正将入眠，听得房门锁响；疑为窃贼，叱问。乃门开；见一人持手枪，一人持手电筒，揭帐问‘你是什么人?’一听是‘钱钟书’；就转身喝张杰起，背绑而出。”我叫钟书相陪去看附中主任廖世承，去到楼底头，有一人持手枪喝禁，不许动。到天明，乃知上海各大学一夜捉人不少；光华则张杰以外，有民众夜校主任薛炽涛，和男女学生十四人；尤可笑者，中有一女生陆姓，在我班上有课，耳微聋，见人羞缩，而也当政治犯捉!有同学来告我：“同学何某，为潘公展所派之暗探，平日手枪不离身!”何某也上我课；我就以私人名义，相招一问；何某不承认。我见他西装腰耸起，就接着问：“何以身上带着手枪?”他乃似承认，非承认，说：“某某两同学政治确有问题!”我问：“此外同学怎样?”他说：“不要误会我有什么关系!”张寿镛校长来通知开紧急校务会议。我到，校长室人已坐满。我报告何某谈话情形，说：“事从根上起；校长何不招何生一问所以?”校长招何生来，没有椅坐。校长起立招呼，喊工友添椅。我说：“现在谈话要紧!校长坐着和学生谈话，也不算不礼貌!”不料何某态度骤然强硬，说：“同学自己有政治问题，校长也没有办法；我更不消说得!”转身就走!大家面面相觑；校长干笑着!校长也就出去合着各大学校长，一同看上海市长吴铁城，教育局长潘公展，请求释放。到下午四时回校，乃知各大学被捕的人，已从上海市公安局移解警备司令部。各大学校长和吴铁城、潘公展谈话没有结果，就请求一看被捕的人，总算没有拒绝；因为一切人，都是半夜从热被窝中拖出，绒衫短袄，衣服不及穿齐；有些还赤着脚，冻得面无人色!校长回来，赶紧送被捕各人的衣被去；从此关了，一直过冬!各大学校长南京上海奔跑着请求，只是不放!陆姓女生的母亲，是一寡妇，只此一女，不时到校长室吵着哭。有一天，张校长招我说：“吴稚晖，是同乡吗?”我说：“是!不过多年不见面!”张校长说：“这一案件，正式向党政机关请求，已僵；最好有人从旁讲一句话。”我说：“不管有效无效，我可以写一信给吴稚晖!”晚上，我就写信，尤其强调女生陆姓的情况，说明此女乃是中等人家一个平凡女儿，断不会有政治问题；依此而推，其中有政治问题者决不多而无辜系累；最后说：“从来政治领袖，只知道抓紧政权，不懂得牢系人心；政权抓得愈紧，人心离得愈远!现在大学学生，一见到哪个同学是国民党员，就暗暗跑开；做一个党员的人，已经闹到众叛亲离；国民政府失掉国民的拥护，不言而喻!一切下级党员做的事，将来须得整个国民党负责!”明天，送给校长看。张校长说：“好!”就拿去发了。吴稚晖因为前一年汉口行营密电拿我，而他知道得晚，对我有些抱歉，就复我信，说：“转呈委员长了!”我就给张校长看。张校长听得蒋中正回奉化扫墓；就跑到奉化去，见了面解释，总算取得手谕，由各大学取保释放。这件事方才结案。讲到汉口行营何以密电拿我?我至今莫明其妙；这是前一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的那年。上海战争发生，我寒假回无锡，当然我参加地方国难会的组织；当然我也有些意见，向政府表示；然而战争熄了；我依旧到光华，回到我教书匠的岗位。有一天，一个朋友看我，说：“你当心!你兄弟两人名字，已在黑名单上，听说在六七名之间!”我想我安分守己的教书，何至惹祸；我不相信!不料有一天，星期六，有一个省督学金某来看我的同居徐景铨。徐景铨和金某是东大同学；然而早先却在师范跟我学；停一会，就来看我，告诉我：“金某是奉省教厅周佛海厅长命令，查办先生；教厅奉到汉口行营据探报来电，说：‘先生是国家主义派，和曾琦很要好；在上海，天天晚上，带着学生李怀清，到小西门开会。’”那时，我实在惘然!我和曾琦，不但没有见面，而且只字没有来往!我在光华，和现在在华中一样，除了回无锡，雇一辆人力车，通过马路，到车站；平时简直杜门不出。不错，我有个学生，叫理怀清，并不姓李；然而国专毕业，早已不知去向!不知这位探子先生，从何处捕风捉影，和我开玩笑!后来我才知道汉口行营，最初电南京卫戌司令部拿办。有一位参谋迟疑，说：“我在小学，读过钱某编的教科书，算来相当老年，不应该再有政治活动!”其实电教厅查办，而无拿办字样，事已松动了!然而吓得我老妻一夜睡不着!我就写信吴稚晖，问其所以。后来稚晖复我信，声明“误会”了事!这也可以见得特务之无事生风，徒然害人，而于政府威信，有损无益。又有一起党案，和我无干，而我参预解决的，是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我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那时，我身体病，解除国文系主任职，专任教课；不过院长廖世承，和我在光华十年共事，所以有事，都就我商。一天早起，院长相看，示我薛岳一件密电抄文，内称：“据报安化蓝田镇奸伪活动，以国立师范学院为大本营。该党湘省委办公处亦在该院。该党刻正向新化锡矿山工人方面发展。查锡矿山有工人数万，一旦奸伪参入，隐忧实大!查该镇目下仅以当地警察分所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蓝田分团部半公开的担任消极监视工作，显少成效!合行令仰该县长及附近军警，协力侦查，严密防范，具报为要!”我看了，就说：“倘不赶早消弭，可能如上海从前各大学来一围捕。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第一须得给薛岳一电，诘问他据什么人报；并抄稿寄湖南省党部备案。次则也须呈报重庆教育部，派员会同湖南省政府查以明究竟。吾们不能坐着，等军警来围捕。”院长以我的意见为然；就招秘书诸君达起草，送给我看。我说：“不对!讨饶无用，须得抗议!我们理直气壮，告密人一虚百虚!现在锑业不振，锡矿山矿歇工散，是否工人数万，最是事实不诤；倘就此点勘究，其他不辩自明。诬告反坐，入后尤须扼重!”院长就嘱我重起草。我因提一意见，说：“同事周邦式教授，是国民党党员，和省党部也有联系。我看院长最好一征取他意见!此公心地明白；我草起好了，也得和他商量!”院长就先去看周教授。周教授听了骇然，说：“我得先去省党部一信!”我起完草，送周教授看，修改了一些，发出。后来薛岳复电，说：“屡得报告，不敢操切!”教育部也来一电，说：“听候中央党部查办!”这件事也就搁过了!哪知到了十二月初一日，是师范学院五周纪念日；院中正在举行祝典。周教授忽告院长说：“远东饭店来一客，似特派员；院长何妨迳去看他，请来院察勘，解释一切!”哪知院长到远东饭店，谒此怪客；已有学生两人先在，见院长，大窘!院长请客赴院。客说：“不必!一切已经明白，惟两生不得处分，并宣布姓名!”客又好语安慰两生，好好读书!这件案乃算真正消了!不过我觉得国民政府，枉派了许多特务，报告的真实性，实在折扣得太多，而徒然诬陷一些不相干的人；人心一天一天的离，政权也一天一天的抓不住；而他却自以为得计；真是至愚极笨!更有一天，晚上，一个客人推我房门进，说：“先生!认得我吗?”我想不出。客说：“我是夏赓英。”我才想起是十年前的学生；他胖了，我认不得。他问了我的生活和身体；他才低声告诉我，说：“有人报本院训导主任陈定谟，有奸伪嫌疑，奉派来查。”我答：“陈定谟，相识不久；不过我有一句话：‘现在你们国民党当家，要看得全国的人，个个人同家人骨肉一样；才有办法。如果今天疑这个，明天疑那个，看得全国无一人靠得住；弄得人人自危；党离了国民，党亦不存!”夏赓英笑说：“先生意气，还是早年一样!”后来陈定谟也就一查了事，不过认他讲经济，有些左倾!这些党狱经过，我还留些文件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