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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检讨书（１９５２）
作者：钱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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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思想改造，当得自动，不能被动；不过人类通病，自屎不觉臭，旁观者清；所以发动群众，帮助自己改造；最好自己不要掩藏自己的思想，欺骗群众，得到通过；宁可通不过，将我心里症结所在，赤裸裸地给群众看；通过，固好；不通过，正好鞭策我自己的反省!我现在检讨我自己的思想，不过有些思想，根源知识；有些思想，涉及环境；所以检讨不能不涉及多方面。
(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过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
人家说我思想顽固；其实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过不容许我放弃自己是一中国人的立场，这是无可讳言的，而且我自认为当然的。
我祖父教书，我伯父和父亲教书，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亲哥哥都教书。我从小跟着我伯父和父亲、哥哥读书；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我十一岁，读完四书五经不算，加上《周礼》、《尔雅》、及《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自己当小说看过一遍；下年十二岁，碰到戊戌政变；我父亲要我知道一些时务，定《申报》一份，每日晚上，督我自己用朱笔点报上论说一篇，作余课；偶尔我哥哥借到人家看的《格致新报》，乃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发行，月出一期，中间登着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我读了，觉得耳目一新；从此对于生物学，自然科学发生兴趣。有人告我“研究自然科学，必懂算学”。然而闭门家里坐，无师传授!我和我的弟弟商量自己学；向母亲要钱，到书铺买到《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及《八线备旨》四种；所有习题，通通演过；如有题演不出，则和弟弟两人相互咨讨；从此舍弃经史，认为不切时务；而一心想研究科学，然而苦于无钱买科学书看!有时即瞒着父兄，取家中藏的经史，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各种物理化学书看。从此求知之范围，推而益广。戊戌亡命客及国内留学生在日本出版各种杂志，亦时向书铺借着看；梁启超《新民丛报》，尤合口味!那年壬寅，我年十六，读了梁启超作的《中国地理大势论》，殊未满意；因为梁氏译日本人著的一篇论文，而自己附一些意见进去。我就拿自己的意见，做了一篇《中国舆地大势论》寄去，约四万多字，在癸卯年《新民丛报》登出，连续了四期。梁启超且给了我一封信，鼓励我。因为我看到西北地方文化，自唐以后，停滞衰落，讲到东南文化，受之西北，当还以灌溉西北；不免说得过火，惹起于右任的怒，和我打笔墨官司。那时，上海交通大学，先叫作南洋公学，早已开办。苏州成立高等学堂。我父辈裘葆良先生，劝我父亲送我兄弟去投考。我父亲因为负担我兄弟两人学费，不免太累；踌躇。我兄弟亦知道家庭的经济，不敢要求。我们那时做青年，不比现在青年，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政府的照顾；所以我始终未受到学校教育。一切知识，只靠我自己力量去追求。我当时应《国粹学报》的征文，得到银币二十元的奖金。因为我读了同乡丁福保著的《东文问答》一书，略懂一些日本文；就拿这笔奖金，寄到上海日本书店，买到许多日本文自然科学书，约二十多册；其中最大者，为饭盛挺造《物理学》，三厚册；三好大《植物学》，两巨册。我自己看，日本文尚无大困难；而内容不够了解；尤苦于物理学，得不到仪器实验!我姊丈曹仁化约我组织理科研究会，纠合同志四十人，每人出会费四十元，买仪器，请讲师。华实孚先生讲物理和化学；顾绍衣先生(中国最早研究飞机制造之一人，民国元年《东方》杂志登载先生飞机论文许多篇)讲动植矿物和地质学；皆吾乡老理化会员。教本用日文本，由会员与讲师协定；物理学即用饭盛挺造本；会员不懂日文者多，指定我译成中文，用誊写版印发。会员年龄最高者，四十多岁；我年最轻，每日听讲六小时；晚上译日文，有时亦替会中同学，补习代数几何；原定两年毕业，无寒暑假，后以教材多，延长半年；第一年会费四十元，以买仪器不够，加缴十元，共五十元；我母亲允许替我出。第二年，因为里中大姓薛氏请我教儿子算学，每日下午去三小时，有月薪二十元；我可以自己出了!那时，我年十九岁，从此打开职业的门，直到现在六十六岁，总算社会照顾我，没有一天许我闲过。我没有一天失业，我也没有一天不配合着我的职业，开拓我的知识；有的伴着当前的环境；有的跟着时代的演变；我把握住时间空间，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过我先天是中国人，我有我深根固柢的民族文化素养；一切新事物，我有我中国人的看法。譬如“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罢!我们古人说“专欲难成”，又说“谓人莫己若者亡”，就是教我们走群众路线，不要“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又如当前三反运动，我给朋友的信说：“二三十年前，我和人家讲：‘不贪为宝’，‘俭以养廉’，‘集众思，广众益’，这一切话，无不看作老生常谈；而今乃给吾们以人生之现实体验!”我们子孙不肖，我们祖宗何尝容许子孙做!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我们不要拿外来沾染之民族污点，就看作先天之“民族文化”；充分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民族乃有前途!我们现在贪吃懒做，生活腐化；如果我祖宗早就如此，必然绝子绝孙，早经人种淘汰，必不能有四千年之悠久历史，牢守着一万多方哩之广大地产；所以我从不看轻自己一个中国人的立场!
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掠，只有降服之一途；绝不承认民族文化！然而民族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有其相当立场；毛泽东集人人读，不必我多谈！
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国际主义乃与爱国主义结合!此中存在许多矛盾，当然有；然而矛盾之中，要理会到统一；毛泽东矛盾论，也曾明白指示我们。
(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
也有人说我不近人情，因为我不容易和私人妥协；尤其不受人抬举，人家不容易亲近我!其实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我不甚沾恋自己利益以出卖自身，出卖社会；不过我缺乏革命性，当然也有我的因素。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年二十三岁。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读了我的文章，认为我青年可以有为，就托我同乡廉南湖先生介绍，邀我到江西去筹办司法改良。我一到江西，看到司法黑暗重重，省城发审局刑讯酷滥；按察使署刑幕把持。首席刑名老夫子陈绳之，徒子法孙，播满全省各府各县；府县人民上控案件，几乎无一准理!陈绳之因为我是陶臬台特约的人；我一到，就来看我，和我商量，案件不必过问，各府县一年四季节敬(端阳中秋，冬至和年)分我一股。我当然坚决谢绝，恐怕他心里不安，告诉他说：“陶臬台约我来，商量司法制度如何改良；并不要我问案件。老夫子办案辛苦；府县节敬，我如何敢分润!”因就和他商量司法改良，当前从两事下手：一停止刑讯。一改良监狱。他一口赞成。我草一说帖，上陶臬台。陶臬台人极长厚，认为积习难挽，然而不妨做；商量先从省城发审局做起。发审局提调，系南昌府知府；我的说帖交去；发审委员一致说：“刑讯停止，供无从问!”此事就告搁浅!我退一步，想专致力于监狱改良；我去看新建县知县梁某，请求参观监狱。梁知县陪我巡视一周；当然讲不到“人道”两字；然而我觉得走马看花，不够了解；因为典史管监狱，典史衙门就在监狱旁面；自己请示在典史衙门住半月；吊监犯名册，每日提一两个犯人，随便闲话。梁知县大不安，早晚来陪我谈天。我劝他回去治事，不要陪我。他不肯。住了三天，我也只得回去，见陶臬台，告以所见。陶臬台恻然，筹了一笔经费，并且自己捐了二百两银子，交梁知县，吩咐他：“监房一律离地五尺，铺木板。监沟淤塞，一律开浚。”梁知县亦捐了俸银一百两。又指名一老犯人，所谓龙头者，以其虐待同犯，无恶不作；由梁知县自己吊案重办，详申改徒为流，充军到边远地方去；讲不到如何改良，暂时减少一些残酷!到了明年，陶臬台死在任上，我也就回家乡；然而问刑衙门之刑讯不人道，深深埋在我的心头!适江苏谘议局成立，同县当选议员七人；我就致书请他们提案停止问刑衙门刑讯以重人道。谘议局方在准备提案；而我有个表兄孙鹤卿，年龄大我十五六岁；他乡下仓厅，吊打佃户两人，致伤。我写信告诉他，认为不对，劝他约束管事，抚恤佃户，养伤退租。他置之不理。我发怒，叫受伤佃户到县验伤，告他的管事孙渭波。当时无锡县知县赵某，不知道孙渭波是孙鹤卿的管事，验准伤，就出票拘提。孙鹤卿是浙江候补道，在乡，任信成银行经理，无锡县商会会长。我舅舅及表兄表弟，京官、外任官都有。赵知县当然不得罪于巨室，知道谓波是鹤卿管事，出票是拘错了人；然而佃户伤已验准，案无法销；就一面将案搁，一面托人向我疏通。我说：“我非和鹤卿一个人下不去；我要使一般豪绅，明白佃户亦有人权，私刑拷打之非法!”我就联合常州府八县同志，呈请江苏巡抚程德全，申明法律，严禁各大姓仓厅私刑拷打，通饬各县，勒石永禁。程巡抚批准行县。我就据了到县催审。辛亥革命起了，我的朋友秦效鲁起而组织无锡军政分府，招兵一团，军饷须有人筹，邀鹤卿出主军政分府财政部，代他疏通，居间仲裁，退佃养伤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