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
作者：张旭东 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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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毅：可不可以这样说，六十年代这场反资产阶级运动最后被组织进了资产阶级文化潮流里。
张旭东：组织进去就是使得原来资产阶级文明的主流变得更丰富，更有“非地域化的能力”（德勒兹），就是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它有一种非常灵活的、多面的、反规范的，通过不断否定自己来肯定自己等一系列的能力，而这种自我生产的技术，在非西方或非资产阶级文明生活世界里还没有找到相应的或者可以与他并驾齐驱、可以抗衡的生产方式，确实还没有这种文化或自我的技术。而返观毛泽东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今天美国所达到的意识形态的生产能力和对人的塑造能力，它能够把人对个人、对集体生活的想象纳入到国家意志的主导意识形态空间里去，它并不完全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去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理想，什么是正义。这一切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而且渗透到各个私人的角落。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建国没多少年的国家，它在对社会组织、对生活世界的塑造能力上把握得非常好，有惊人的效率和生产能力，这里面的历史经验值得肯定。它在经济、技术层面和今天的中国是没办法比的，但是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符号和关于人的自我定义这一层意义上的生产能力非常惊人，那时候的中国在文化意义上是个大国，而不是个二流国家。而现在只有美国有这种能力，其他国家都处于弱势，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不完整的变奏。
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
薛毅：回到刚才的个人主义话题。我觉得我们这种后现代的个人主义，没有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相遇，而是和八十年代的把六十年代组织进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文化相遇了。新自由主义其实也分享了这种文化。现在在中国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是BOBO—“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这几乎与西方的话题同步了（笑）。
广告商人们很看重这个BOBO族，而先锋主义艺术家们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其实也脱不了布尔乔亚的尾巴。这时候，解放啊，多元啊，自由啊，个性啊，甚至文学、艺术，都被综合到这个逻辑之中。当然，它离开六十年代精神也越来越远了。
张旭东：“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当然没有把全球性六十年代的很多艺术想象、经验和诉求吸收进来。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其实是很保守，很具有排他性的。从简单的社会学角度看，它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国际化的新富人阶级的自我形象。它同当代世界上种种不平等和意识形态上的压抑性和单一性有密切的关系。但它的确是一个新的整合过程，而整合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又打又压的过程。比如说社会变革这种东西就是完全被压抑着的，实际上是把生活的想象纳入到还是非常主流的比如赚钱的轨道中去，但如今的富人不但要占有金融资本还要占有文化资本；它不但要在经济领域为所欲为还要在“身体”、“欲望”、“想象”等领域尽可能地体验快乐，包括非主流的，甚至颠覆性的快乐。可以说，布波族是资本对“想象”的快意的复仇。其中一个粗俗的信息就是，新时代的炒股大王、网络公司老板、高级律师可以在“趣味”上比先锋摇滚和地下诗歌更另类。福楼拜曾说“在一切的政治里我只懂得反抗”，而布波族的现在的回应则是：“反抗”很酷，我也玩“反抗”；因为我又有钱又有趣味，所以我“反抗”玩得可能比你更新潮、更到家。
所以布波族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布尔乔亚将传统波西米亚人的地盘据为己有。资产阶级本身成了波西米亚人，那波西米亚人除了变成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呢？从中我们也看出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光谱变得越来越窄，以往的“阶级斗争”和“文化战争”统统变成了富裕中产阶级内部的趣味游戏。布波族在政治上并没有提出什么见解，因为它根本上是肯定现实的，是全球化、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最大的获益者。唯一尚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精英阶层对创造性、想象力、自由、可能性等传统资产阶级无力过问的“审美领域”的介入。也就是说，当代资产阶级在关于生活的想象和关于生活的创造性等领域的政治权力如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它背后的政治性价值论述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从这种新的自我形象出发，当代资产阶级却正在扩大其传统“法权”的空间，是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彻底的排他性。从“人权外交”、“新干涉主义”，到“全球市民社会”，一种新的“普遍秩序”的论述正从一种新的“生命权力”的概念中被发挥出来。
这实际上对我们思考中国社会文化的自我定位和人类社会的远景提出了挑战。新的国际秩序必然对六十年代那种所谓平等、解放、民主做出重大的修正和压制。这种压抑不是暴力的，而是把它纳入新的生活理想，造成新的模型，新的生活模式。这在西方社会主流内部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和经典现代性形象相比，它确实有创造性。但是它所掩盖的问题同样重要。它使得关于社会整体规划的想象越来越苍白，因为它的想象要纳入到和资本相同的背景，和资本有新的关系。想象力和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它和资本的关系要比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关系更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没有反抗了。
谈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比较有创造力、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起源是革命，是一场反对英国王室对殖民地人民横征暴敛的独立战争。英国现在在国际上充当美国的跟班，有时竟也一厢情愿地以为它同美国人民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美国人虽然说英语，但好像从来没有对英国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感情。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原本也是革命的阶级，它曾有一种革命性。退一步说，它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伦理制度背后有一种历史性的革命理想。这种理想主义和特殊的社会阶级结合起来，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它是第三等级的自我诉求，但它的革命性，平等、自由、正义等等追求，也历史地只能落实到第三等级。它的第三等级成员确实有一个革命性自我的伸张，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权力，获得了一切。美国也是这样，它的第一场革命是反殖民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它的自由平等并不完全是想象的、虚无的，确实是利用实实在在的东西。美国的大众化民主，有相当程度上的人的自由。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时间历史的层面，它落实于一个特殊的阶级，是和有限的社会群体结合在一起。中国革命在世界史意义上提出了一个比如第四等级的自由民主问题。大多数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并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它必然带来一些结构上、理论上的根本的矛盾冲突，必然需要一套新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组织方式和价值论等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中美最终的价值冲突是一种历史性的冲突，而并不是关于民主，中国人并不反民主，中国革命也不是，毛泽东也不反民主、反平等、反自由，问题是这个自由民主落实到哪个层面上。毛泽东批评那时候的卫生部长，他说你的卫生部，干脆就叫城市卫生部，或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因为你只落实到城市，农村不管。毛泽东并不是反对发展医学科学，问题是你多大程度上落实到大众，而第三等级也是这样。美国民主是大众的，中国革命也是大众的，但是这两个大众不一样。今天的中国对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来讲还不错，这是很大一部分人，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看中国的改革是有相对程度合法性的，还是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支持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存在的非常大的问题在于，在全球化过程中，造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空间的分化，造成中国各等级之间差距的拉开。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历史地讲，中国的现代性，社会主义大众革命的经验，大众民主的经验等等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平等、大众民主上的。这是名义上的。但事实上，我们获得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的扩大。这在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或“正当性”论述的范围内会造成一种紧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