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
作者：张旭东 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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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毅：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大概不会对第四等级感兴趣，不会对自己以外的世界感兴趣。
张旭东：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城市居民非常欣赏、向往一种波西米亚、布尔乔亚的生活，向往一种自由艺术家、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这很可以理解。另一方面我觉得,个人的生活趣味的选择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当代中国知识界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能仅仅是少部分人如何选择一种个人生活形式，如何获得个人生活的自律性。一个更大、更关键的问题，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这种生活方式和我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和他人能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中形成怎样的关系。我觉得现在中国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家也好，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级也好，通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二十年的非政治化训练，有时候好像丧失了历史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冲动和能力。这造成的结果是，私人生活理想，即个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认同什么样时尚等日常生活领域的选择往往同一个更大的价值系统脱钩。这个更大的价值系统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中国本质”，而是非常具体的集体生活理想，比如当代中国社会要建构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世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价值，在当今世界上做中国人有什么意义。这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哲学癖好，而是我们目前的客观历史境遇逼迫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选择和回答。就是要做美国人？要不然的话，我们干脆痛痛快快地去争做美国人、新加坡人好了。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和种种普遍性价值论述，我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特殊性；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介入和参与对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和界定中，最终为当代中国内在的普遍性价值找到理论上的表述。
这就是韦伯讲的“历史的抱负”。他说的权力国家(Machtstaten)并不是指强权国家，而是有世界历史抱负的国家，是有文化的自我认同和使命感的国家，是能创造出文化价值的伟大前景的国家。而这种国家，就像韦伯一再强调的，首先在文化上有全面的创造性。这自然对它的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种政治上的成熟又取决于在特定历史关头，这个国家里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能不能形成一种代表全民族集体利益的政治远见，而并不是说只知道维护和追逐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任何一个领导阶级，或通过一种历史的巧合，或通过政治经验的长期积累，必须能够有意识地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或在处理自身利益的时候碰巧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好像既不能也不愿做深入的考虑，这就远远落后于西方资产阶级在其历史上升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政治水平。我们在“文革”后一直在回避政治这个问题，因为政治好像是内部斗争意义上的政治，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而不去想政治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韦伯当年就反问道，我们德国人为什么要做德国人？为什么不做瑞士人、奥地利人、丹麦人？它们的小国寡民、与世无争的生活不是很舒服、也很“现代”吗？韦伯的意思是，如果德国人在“德国”后面并没有一个政治和文化理想，那么为“德意志帝国”所作的一切奋斗都形同虚设，得不偿失。如果你觉得不做德国人也可以活得好好的话，那你干脆就别做德国人了。如果德国没有自己真正的文化、政治上的抱负的话，就不要做什么大国梦，因为这个大国的架子或“面子”即使争到了也只是一个“昂贵的摆设”，没有任何历史实质和价值意义。
中国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同样的问题。作为一个价值世界的“中国”是什么？所谓的“中国认同”的政治经济学实质和“生活想象”又是什么？当代中国固然要追求经济效率，但同时也不能不对自身生活世界的“合目的性”和内在的“正当性”进行思考。这渗透在非常具体的问题上。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可以读本雅明，但是他是否只是在追求一种别人的生活，一种别人的生活的形象呢？或许有人要问，那么什么是自己的生活？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可回答的：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自觉的生活。它是担当自身的集体性历史境况的矛盾，与生活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有创造意义的生活。这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性，也是一种政治热情。因为生活本身必然是政治性的。只要考虑生活世界的内在正当性和合理性，只要认为在现代世界做一个中国人或美国人是有意义的，你就必然从单纯的“文化”进入一种政治环境和政治思维。相反，如果不愿意考虑这种集体性和生活世界与文化世界内在的政治性本质，就只能在个体性的幻想中落入抽象的误区的普遍性的圈套之中。就像在商品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认同一种品牌，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交换价值的层面上进入“普遍性”。这是非常容易、也非常空虚的事情。
张旭东，学者，现居纽约。主要著作有《幻想的秩序》、《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英文版）等。
薛毅，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无词的言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