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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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就相当主动和积极。“9·11”事件从世贸中心受到攻击的第一刻起，美国社会的各种社群不用动员，就立即自发地行动起来：各地教会号召教徒们为死难者的灵魂祈祷，各种慈善团体为死难者家属募捐，志愿者们纷纷奔向献血站，排几个小时的长队，希望为国家献一份爱心。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9·11”发生时，我正在西部黄石公园旅游，两天以后，我搭乘UA的夜航班从洛杉矶回波士顿。当时，飞机上几乎所有的旅客都非常恐慌，一有人到后面上洗手间，所有的人都会紧张地盯着他看，怕有什么劫机举动。清晨6点钟到达罗根国际机场时，让我大吃一惊：波士顿的好几个志愿团体自发地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原来我所坐的这架飞机是罗根机场重新开放以后抵达的第一个航班！看到这些志愿者们挥舞着星条旗，向我们微笑时，我的眼眶有点湿润：在美国，社群总是在你最缺乏信心的时候，给你勇气和温暖，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美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大的政治社群，不仅是靠政治共同体的制度运作，更重要的是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作为基础。美国政府假如突然瘫痪的话，这个社会不一定会乱，可以照常运作。美国这次也有非典患者，但主要依靠公共卫生系统来防范，很快就控制住了，布什政府的心思都在伊拉克战争上，在控制非典上并没有花多少精力。但中国却没有这样一套以社会为基础的健全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这次防范非典的战役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不是社会公共卫生系统在运作。复旦大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告诉我说，现在完全是各级政府和各单位行政系统放下日常工作，替我们公共卫生系统在指挥，假使没有政府出面，我们这套公共卫生系统根本应付不了这场非典危机。不过，问题在于，假如只有政府的积极性，而缺乏社会自身的自主能力，或许我们这次能够战胜非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顺利应对下一场类似的危机，难道每一次大大小小的社会危机，都要由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放下日常工作，出面处理？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还是非常传统的，主要是靠全能主义时代那套习以为常的行政控制和革命动员模式来处理危机，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政府主导、发动群众的运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叫了二十年，到头来是一夜回到改革前。假如从建立自组织社会的大目标来看，处理危机的方式可以说是倒退。这些年建立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组织系统，在这次危机当中，基本没有独立的施展空间。虽然这一次危机突如其来，迫不得已，但是假如战胜了非典之后只是沉溺于一片盲目的凯歌声中，我们的社会依然贫血，依然缺乏独立的自组织能力，这样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社会。
一个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社会需要政府，但决不会在一切事情上依赖政府。社会假如没有各种自组织的社群，没有丰富的社群生活，而是让人们在所有事情上都直接面对政府、依赖政府，在各种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政府危机。
为什么这次在北京，当非典真相暴露之后，会出现百万人夺路狂奔？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大都市缺乏各种社群的生活。在现代大都市这样一个高度流动的空间里，人们被迫剪断了与以前传统社群的联系，把你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际网络中，所有的人都带着“口罩”，没有自己真实的面孔。单位也好，社区也好，所接触的人，都是非人格的交往，缺乏情感的联系。现代大都会一旦缺乏社群生活，这个社会是经不起灾难打击的。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城市，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的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们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亡，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和邻里。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各种各样的亚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体制化的保障。中国的大学现在普遍禁止成立同乡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假如有了同乡会，有乡土情结的大学生们，在同乡会的领导和组织下，是否可以更容易坚守北京？假如有了类似日本的创价学会这样的联络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灵群体，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是否不再是一盘散沙，灾难来临就作鸟兽散？
社群的生活与我们的日常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公司上班、在机关办公、在学校学习时，我们与同事的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职务关系。我们被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企业的科层化制度组织起来，在这样一个带着面具生活的交往空间之中，我们是无法获得情感上的满足的。社群的生活不一样。社群是自愿的结合，不带功利性的目的，社群与我们内心各种真实的情感需求有关：或者是信仰上，或者是兴趣的驱使。社群中的交往，是不带面具的人格交流，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与个人的自我实现有关。
美国之所以在灾难时刻社会能够自发启动，共赴时艰，乃是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社群在发挥作用。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小到一个社区、一个志愿团体，美国社会就是由无数个社群网络纵横交错组成的。每一个社群都给其每一个成员以同等的关怀，以一种文化的、心灵的和精神的归属感，让你觉得你愿意为之骄傲、为之留恋和为之奉献。我们过去对美国的了解太片面，总是说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事实上，这只讲对了一半。除了个人主义，美国还是一个充满社群精神的社会，有着高度自发交往、自愿结社的社会。托克维尔当年从官僚制的法国到美国访问，对此赞叹不已。一个社群主义的社会，是一个有诚信（trust）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容易信任和合作。按照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分析，在世界上，美国、德国和日本是拥有很高诚信度的国家，而中国、法国、意大利的诚信度就比较低，一旦面临危机，社会容易崩溃。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也有家庭、宗族、会馆等这样的社群，为什么诚信比较低呢？这是因为这些社群大都是自然的血缘或地缘团体，在一个流动有限的封闭社会尚可发挥其功能，一旦进入高流动的开放社会，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社群中的人情原则，只是发生在社群内部的熟人之间，在陌生人当中，不要说人情，连起码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所谓内外有别。当这样的传统社群原则一运用到现代都市生活，人际关系就表现得特别冷漠。在这次非典危机中让许多人寒心的不是SARS，而是人心。香港许多一线的医务人员倒下去，很多市民自发到医院去送鲜花，表示道义的支持。有时候，特别是灾难的时刻，人所最需要的，并不是实质的帮助，而是道义上的支持和人心的温暖。如今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物质化，一讲支持，首先想到的就是捐钱、捐物，好像离开了物，就无法表达精神的关爱。我有一个朋友是医生，因为她接触过一个需要观察的高烧患者，她也被隔离了几天。在这几天里，让她恐惧的倒不是非典，而是世态炎凉。过去的同事朋友一个个如同避瘟疫一样，都躲得远远的。而一个刚从加拿大回上海的朋友告诉我，多伦多的疫情也比较严重，但各种社群组织了许多人出来做志愿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在飞机上碰到一个老太太志愿者，对每一位乘客做义务调查，特别是看到亚裔的乘客，就非常热情地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要知道，现在坐飞机，是风险最大的！但是在西方社会，每当危机时刻，一个人受难，就有无数的陌生人站出来，主动关怀你，他让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哪怕你是新移民，也让你有回家的感觉。我们现在对民主社会了解还太片面，似乎只要有了权利意识，有了宪政制度，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事实上，民主社会之所以可爱、有人情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社群。社群的缺席，使得我们这场伟大而悲壮的抗非典战役留下了许多缺憾，也使得政府背负了太多的本应由社会和公民们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