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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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改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
这场在新政府领导下的抗击非典的全民战役，是伟大的，也是悲壮的。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我个人不期而然地遭遇了两场震撼全球的大危机，除了这场非典危机之外，另一场就是美国的“9·11”，那年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与美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艰难的时刻。同样是国家性的危机，同样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危机中表现出的民族反应、社群观念和公民意识是很有一点不同的。那些对比鲜明的场景以及背后所折射的人性，让我感慨万千：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国民性格中，究竟缺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需要反思。
民族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中国的公众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只是近一个多世纪的事情，以前中国只有“国”和“天下”的观念。这个“国”指的是一家一姓的王朝，不是现代意义上有着确定主权、疆界以及特定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而“天下”按照儒家来看就是华夏文化传统。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天下”的观念高于“国”的观念，各方蛮夷只要接受华夏文化，都能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至于谁来统治，倒是一个其次的问题。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在中国要到十九世纪末才出现，民族国家意识这个东西平时看不到，一旦到了国家危机的时刻就会迸发出来。法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在保卫法兰西、高唱《马赛曲》中产生的；德国是在拿破仑大军压境的时刻，费希特发表慷慨激昂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激发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中国也是这样。最早是在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刺激了梁启超等新派士大夫萌发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1919年巴黎和会的失败，又激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意识扩展到整个知识精英，特别是青年学生。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民族国家意识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以后才开始产生；鬼子来了！这使得一般老百姓感受到一己、一家和一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血肉相连，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到抗战以后才得以普世化，成为全民的意识形态。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现代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而是人为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从1945年到现在，整整半个多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民族生存的整体没有受到威胁。就在2003年的春天，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它不是人类世界的敌人，而是未知世界的微生物病毒。它像日本鬼子一样，如果民族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受到它的统治和奴役，甚至毁灭我们整个民族。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归属感。也正是这样的时刻，中华民族被再一次现实地想象和重构。
民族国家认同回应的是每一个人的族群和文化归属问题。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启蒙思想将人抽象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自由主义将人确认为是权利的主体，这些虽然是必要和合理的抽象，但无法涵盖人性的全部。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必须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在欧洲，当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宇宙观瓦解、基督教共同体被颠覆之后，现代化的世俗生活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主权国家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同质性和规范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构的，在西方现代性脉络中，民族主义是与自由民主同等的政治正当性原则。
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族主义想象与民主宪政的建立，是同一件事情。独立战争提供了美国建国的契机，由于缺乏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美国的民族主义资源是比较单薄的，美国只能打造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民族。为了防止多元族群、文化和宗教的移民社会解体，美国的民族意识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旗、国歌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等一套仪式不断地操练和强化。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人这样疯狂和偏执，因为这是一次周期性的想象和复习民族认同的大好机会。“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达到了极点。他们急于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国家的忠诚。最直接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每家每户悬挂星条旗。平日也有人挂国旗，一般这样的家庭被认为是保守派。但“9·11”之后，连自由派也在自己的家门口、汽车前挂国旗，通过这个象征性的举动表达他们在国家危机的时刻对共同体的忠诚。“9·11”后一个月，我到威斯康辛州访问，那里刚好在举办秋季马拉松比赛，一个四五十岁的壮汉在比赛时，手臂上固定绑着一面很大的国旗。这样跑马拉松，耗费的精力肯定要比其他选手多一倍，但胜负还是其次，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危机时刻表达对国家的忠诚。从美国回来以后，有很多人问我，美国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说，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这些都没有超出我的想象，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社群，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超党派、超地域和超种族的的社群意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特别是中央处理了两位渎职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以前，除了在女排夺冠、足球出线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看到民众中这种自发的向心力表现。但是我发现，中国的公众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过去我们都是被动地表达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觉表达的需求，却丧失了表达的空间、仪式和渠道。比如，国旗作为现代国家的图腾，是一个很好的象征物。但我们的国旗从来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公众情感表达的载体。我们的《国旗法》太严厉了。美国的民众可以利用国旗，自由表达对国家的各种情感，“9·11”以后，我居住的社区，有一位老太，她特地定制了一个旗杆，每天黎明，迎着一轮朝日，一本正经地走到庭院，将星条旗升上旗杆。黄昏时刻，又隆重地降下来。其过程之肃穆，丝毫不亚于北京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美国人还将星条旗拿来做门帘、窗帘、廊帘。那几个月，美国市场一片萧条，唯有与国旗有关的，一概成为热销产品。在美国，星条旗尽管是一种国家图腾，但它已经世俗化了，所象征的不仅是国家的威严，更重要的，还有民众的情感。而在中国，国旗的表达主体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很难通过国旗充分表达自己的与国家共渡时艰的决心。五·一节前夕，我突然发现大街上有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面小国旗，心里一阵激动。第二天，当我看到每辆出租车上都开始挂国旗时，才明白原来是按照上级统一的布置，欢庆五·一！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点悲哀：在这国殇的时刻，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对国旗的自由使用，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真实情感？为什么国旗只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而与我们公众的真实情感无关？
民族国家意识意味着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刻，每一个国民都能够超越地方的畛域，自觉地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认同。“9·11”事件中直接受到攻击的是纽约，但美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纽约，而是整个美国受到了挑战，虽然许多美国人平时不喜欢纽约，觉得它太世界化了，不能代表美国。纽约人的灾难就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灾难，全美国都成为纽约人的精神后盾。这一年的感恩节，我来到世贸中心的废墟前，有一堵墙让我十分感动，上面贴着在“9·11”事件中牺牲的所有纽约市消防局官兵的照片，有近三百人，几乎是纽约市消防局的一半。旁边是美国其他四十九个州消防局的臂章，五颜六色，特别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纽约消防队员的声援和支持。你可以强烈感受到，美国是一个大社群，虽然肤色、种族、文化、宗教和地域不同，但在这一刻，却让所有人的心按照同一节拍跳动：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们都是美国人！深受灾难的纽约人，成为全美国致敬的对象。以拍纽约著称的名导演伍迪 ·艾伦，从来拒绝奥斯卡奖，但“9·11”以后破例来到洛杉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全场起立向他致敬——不，是向所有纽约人致敬。从来以世界公民自居的纽约人，在那一刻，如何让他不强烈地感受到：我首先是一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