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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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在这次非典危机之中，特别是北京非典真相刚刚被揭露的时候，有些网友在网络上激烈地批评政府，认为这次危机政府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甚至说，假使他个人得非典的话，要通过法律追究政府的责任。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但在这些貌似激烈的批评言论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全能主义时代的臣民心态。所谓臣民心态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和个人所有的问题都应该由政府负责，既然这个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那么我就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臣民心态可以是以正面的“顺民”形象出现，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形态表现，但二者背后的逻辑和预设是一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和社会应该担负什么责任，除了批评和监督政府之外，作为独立的公民和社会成员，还能够做什么？这些网友充满着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深入分析过的“戾气”。这种“戾气”是全能主义社会的后遗症，当这种心态被普遍化之后，更加助长了社会对政府在体制和心理上的依赖。
加缪在《鼠疫》中描写说，在灾难面前，很多人失去了自主，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上帝能够出来拯救他们。而里厄医生站出来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救世主，人最后只能自我拯救，只有具有自我意识和敢于担当的人才能拯救自己、拯救城市，他们站出来，通过自己的反抗使城市摆脱了灾难。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我们不要只追究政府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虽然作为公民，我们要行使监督和批评政府的职能，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公民，更要思考的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做什么，整个社会如何团结起来，共渡时艰。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个人如何自我理解？现在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庸俗化解释，把个人理解为“理性人”或经济人。有网友在BBS（网络论坛）上说，民众最重要的是知情权，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在得到真实信息之后，自然会作出最合理的个人选择，但是，在现实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相反，北京百万学生和民工大逃亡，不是发生在真相未知之前，而是在真相开始暴露，措施却没有及时跟上的一段时间。我们对人性、对人的理性的估计太高、太乐观了！这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以为社会的秩序与市场的秩序一样，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自然而然会达到最优的状态。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按照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的观点就是“占有性的个人”，这些人虽然是有理性的，但只是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式的考量，即如何有效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理性考量在市场交易中是可能的，但在社会系统中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为社会除了个人利益之外，还存在着公共利益。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中指出，这样一个自利性的市场原则最后会伤害到社会，使整个社会崩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传统社会中还有宗教、家庭、家族等各种社群存在，社群中的人际关系不是利益交换的关系，而是靠情感、信念和公共文化作为枢纽在起作用。但假如市场的自利原则普遍化，撕破了中世纪一切温情脉脉的关系之后，社会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我们在这次非典危机当中可以看到，由于缺乏社群的纽带，危机一来，大家都变为自利性的个人。自利性的个人，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分析，只是仅仅有权利意识的资产阶级市民，还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现代公民。真正的公民在面对社会事务时，是具有公共责任，能够超越个人的利害，有所担当的。
即使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假如它的民众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识，同样会出现不堪忍受的混乱。海峡对岸的台湾非典也很严重，在民粹政治的主导下，形势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台北和平医院被大面积感染，被隔离之后，有些医务人员借口人权，竟然违背隔离令，带头逃跑。而新竹市市长为了所谓当地选民的利益，也去堵截运送患者的车辆。可见，一个现代的社会不仅要讲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在加拿大，亚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强制，都是自觉地在家里隔离二周，这是公民社会中人的自觉。假如你到处乱跑，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不负责和没有信用的人，这样缺乏公共责任的人，在西方社会是缺乏最基本的信用的，以后没有人会与你打交道。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有两个人可以视为中国公民的典范。一位是蒋彦永，另一个是姚明。休谟将人的道德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德性，其动机是社会的公共正义，捍卫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种是自然德性，其动机是个人的同情心，通过施善获得道德的自我肯定和快乐。蒋彦永体现的是公民的公共德性，他大胆揭露了北京的非典真相，戳穿了“皇帝的新衣”，以一己之勇气维护了共和国的公共正义。姚明更多地是体现了公民的私人美德，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以个人的明星魅力借助媒体发起全球募捐活动，让人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善心，还有超越于自利的道德之心。
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人们普遍感到恐慌、紧张，不知所措。在那样的时刻，生活失去了日常的规范，需要有摩西那样的“奇里斯马”型的神魅人物站出来，带领大家走出困境。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各种公众人物就充当了摩西的角色。“9·11”以后，我在美国看到了各种公众人物，比如教堂的牧师、大学校长、演艺体育界的明星纷纷出场，对公众发表演讲、为死难者家属募捐等等。香港演艺界在这次抗击非典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曾志伟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号召香港市民团结起来，战胜恐慌；王家卫冒着被感染的生命危险，第一个深入隔离病房，拍摄抗击非典的公益广告片，并且宣布事后自觉隔离十天。在香港政府举措迟疑的时候，正是这些民间的公众人物和各种社群，领导香港市民社会自救，力挽狂澜。
相比之下，在北京非典最猖獗、人心最动摇的时刻，那些平时在媒体频频亮相、惟恐被公众遗忘的各路明星们，一个个都失踪了，以至于北京的千龙新闻网惊呼：“我们的公众人物哪里去了？”明星们肯定在暗地里大叫委屈：我们也是人，我们有捍卫自己生命的权利！但从美国回上海度假的二十出头的“大小孩”、刚刚获得体育“奥斯卡”—劳伦斯新人大奖的国际巨星、国宝级公众人物姚明，为那些众多老资格的国内明星们，毫不客气地上了一课：什么叫真正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究竟是什么？公众人物既然在社会上拥有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其商业活动可以获得超额利润，那么，社会也有权利要求他们比一般的民众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这叫作权利与义务相等。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各路演艺明星和学术文化明星的集体失踪，令人不能不愤慨。幸而还有一个姚明，是姚明只手洗刷了中国公众人物的集体耻辱。
人性是很复杂的，有自利之心，也有利他之心。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关于这一点，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们看得清清楚楚。苏格兰启蒙学派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乡，但无论是休谟，还是亚当·斯密，既洞察人性的幽暗，也看到人性的善良。当代经济学假设人是一个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是学科分析的抽象，切莫以为现实中的人性真的是除了自利，没有别的。不错，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或者说为了分析的需要，将道德用括号括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就代表了人性的真实——它只是市场关系中的人性，除了市场之外，人还需要在社群中生活，还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中表现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除了写《国富论》以外，先要写一部《道德情操论》的道理。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人们或许更多地表现为自利之心，但在非典危机那样的非常时刻，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他人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时刻，人的道德就有可能自我提升。这种美德要求并不高，只要有起码的恻隐之心即可。而恻隐之心，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