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从非典危机反思民族、社群和公民意识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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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人皆有之，在非常时刻，是会激发起一部分人内心中的向善本能的，但如今我们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动员模式，却糟蹋了这样的善意。一种向善意志一旦被纳入动员机制后，就丧失了其善意。上海的医务人员都被列入了后备队，但我那个医生朋友接到的动员电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希望你自愿加入后备队，我们科室一共十个人，已经有八个人报名参加了，你的态度呢？”它首先给你一种压力，假如你不参加，你就是一个异类。这样的动员模式不给你一个自我升华的机会。一个人行善，在被迫的情况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感受是不一样的，休谟说，行善的自然美德乃是为了获得内心的道德愉快。但在行政动员机制下，却把献身者的道德快感都剥夺掉了。医生这一职业在欧洲的传统中属于教会，是一个神圣性职位，教士拯救人的灵魂，医生拯救人的生命。进入世俗社会之后，医院成为了医疗产业，失去了其神圣性。在这次非典危机又重新恢复了医生的神圣性质，但这样的神圣性要由医生护士们自觉去体会，不是靠行政力量去动员的。虽然这次行政主导的强势动员模式非常有效，却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全民道德提升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实在可惜。
不仅行政机构，我们的某些媒体也在糟蹋公民的善心。以姚明发起的慈善募捐活动为例，上海电视台作为承办方，在短短六天里，就把它推出来，精神可嘉，但电视台可能将人心看得过于幽暗，将一场神圣的慈善活动搞成一个平庸的体育彩票游戏。本来，在节目中，为了调动观众的恻隐之心，应该多渲染募捐的受益者医生护士们令人感动的经历，但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体育明星们却唠唠叨叨地汇报自己的细微琐事，说一些有气无力的苍白语言。电视台大概以为观众们都是怀着以小博大的博弈目的，冲着偶像亲笔签名的篮球，去打一个成本只有五元钱的慈善电话。错了！慈善就是慈善，募捐所调动的不是人们的自利心，而是心灵深处的博爱之心。国外类似的慈善活动，捐献起点都不低，至于那些奖品，不过是一个对其爱心的象征性鼓励而已。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只有博弈，没有慈善，甚至将慈善也糟蹋为博弈呢？是否我们这个社会对人性的估计，从过去的极端高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这样的庸俗游戏，对培养公民的向善之心，究竟是鼓励还是压抑？看完那场以姚明名义发起的募捐直播，我很为姚明难过，他的公民精神就这样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门口受到了扭曲。
姚明和蒋彦永，是中国公民的典范，是这个时代的英雄。由于各人的位置所限，我们不可能个个像姚明、蒋彦永那样行动，但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并非是完全无所作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北大一个留守在校园的新生写的贴子，他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之后，最后醒悟到：“北大精神并不仅仅是面对成功与喜悦的激情昂扬，也应该有面对危机灾难时候的冷静，沉着，不盲从。——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并且能够上前线——治疗、护理非典病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静的心态，不恐慌，不盲从，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他人以关怀。 ”有网友在跟贴中称赞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世俗时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轰轰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对社会、对自己担负起责任，这就意味着战胜了恐惧，重新获得了人的尊严。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很多人患了群体性的非典恐怖综合症。比非典病毒更难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病毒。当灾难突然降临时，我们如何战胜人性中的SARS呢？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都有恐惧和无助感。我们如何来支撑自己？对于一个缺乏社群生活的个人而言，这就需要信念。在西方有宗教的支撑，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以前扮演宗教功能的儒家人生理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今都去魅了。在一个现代多元社会中，当然不再可能重建统一的社会信仰。信仰完全成为个人自由选择的事务，与各种亚群体有关。关键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是否有信，有信比无信更能面对危机，那些感到内心恐惧的人大多缺乏信念，他们既不相信超越的神圣之物，也不相信人自身的力量。有人会说，信念这种东西是很虚妄和空洞的，只要知道真相就可以了。当然，真相是很重要的，只有信念没有真相，只能产生盲目的、义和团式的谵妄。但是，真相无法给人以力量，因为真相属于事实领域，事实本身并不能产生勇气，事实和价值按照休谟的经典论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真相无法回答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有意义的行动。勇气要靠信仰来支撑。有人可能会说，我们要相信科学，科学会给人以力量。是的，科学很重要，没有科学万万不能。但另一方面，科学却不是万能的。科学也许可以应对事实世界的SARS，但它却无法战胜价值世界的恐惧。恐惧和绝望乃是因为人失去了日常的自信，失去了生存的规则和意义。
如何使自己在灾难时刻获得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为一个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会中获得神圣性，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个人比较欣赏加缪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相信荒谬是无所不在的，人无法根绝荒谬，人的真正尊严是认识和战胜荒谬，体现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与命运抗争的决心和韧劲。
现代的都市生活太过紧张，平时每个人都忙于日常生计。当灾难降临的时候，人生的大钟突然停止了摆动。当我们被迫与世界隔离的时候，倒是一个难得的沉下心来自我反省的大好时光。这个时候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开始超越“存在者”，开始直接面对“存在”本身：究竟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在真实地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刻，存在本身的意义问题便会严肃地浮现出来。人在一生中有两个时刻是有可能超凡入圣的：一个是陷于爱情，真正的爱情是超越功利的；另外一个是面对死亡。在这样的时候，人会面对一种真实的处境。非典危机对于每一个对生命有严肃思考的人来说，恰恰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反省机会，那些在平时看起来十分虚渺和没有意义的问题，都会真切地浮现出来。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也面临着这样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或许一生只有一次，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也是罕见的历史机遇。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公民，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拥有一切，还是一无所有；是大胆改革，实现升华；还是墨守成规，甚至倒退，一切取决于我们明智的选择。我期盼着，当危机过后，留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将是一些有价值的反思，而不仅仅只是阴暗的回忆。此为至望。
许纪霖，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另一种启蒙》、《新世纪思想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