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茶与鸦片：两个帝国命运的改写
作者：周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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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鸦片未由中国人发明，却由中国人发扬。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将美洲的烟草带到菲律宾，半个世纪以后，中国人已吸烟成风，崇祯皇帝不得不降旨禁烟了。中国人从西班牙那里学到抽烟，又从荷兰人那里学到抽鸦片。1729年，雍正皇帝又降旨禁鸦片烟。从崇祯到雍正，恰好百年，中国人开始抽烟，抽鸦片烟。从雍正到嘉庆，又是一百年。中国人不仅抽烟，将烟草混同鸦片抽，而且不再混烟草，只抽鸦片。嘉庆不得不再三厉行禁烟，因为鸦片烟已从“外洋流入内地”，由闽广流入京城。如今吸鸦片烟者，已不仅是“沿海奸民”，帝国军官，宫中侍卫，贝勒贝子，甚至皇帝本人，都染上鸦片烟瘾。嘉庆禁烟，已到最后的时刻了，鸦片烟正害人心、坏风俗，荼毒中华。
大众消费荼毒九州
西方人不仅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传说中佛祖曾经吸烟治病，不管其真实与否，如今的鸦片，确产于印度这个千年佛国。或许鸦片贸易早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于南亚社会。1520年前后曾经出使明朝的葡萄牙大使皮雷斯，发现马来与印度士兵在上阵前，都食鸦片。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1585年游印度，发现孟买与孟拉加，都有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并不是西方人的发明，但确实是西方人将它做好做大了。葡萄牙人首先发现鸦片贸易的价值，1518年葡萄牙远征军司令阿布克尔克从马六甲写信给曼努埃尔二世，建议开展鸦片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到东方，不仅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且还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方式：即将东印度的鸦片与西印度的烟草合起来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改变历史的发明，尽管在道德上意味着邪恶。荷兰人贩鸦片，只是从印度到爪哇，将荷兰人的鸦片与鸦片吸食的方法最初带到中国的，可能是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与移民。荷兰人参与鸦片贸易，并试图发展鸦片的资本功能，可事实上荷兰人的功绩不在于创造鸦片贸易的形式，而在于创造了一种鸦片消费的方式。下一步要待英国人来完成。
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十七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组织调整印度的鸦片生产。过去印度的鸦片种植业一直是农村零散的个体经营性副业。英属东印度公司实施垄断经营，将鸦片种植与加工变成一个集中化、系统化的国家经营的产业。大批量生产的鸦片土从加尔各答或孟买装船，运往马来亚与中国，同时也销售到北印度各省。鸦片生产与消费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贩运，形成一种有机互动的联系。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十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鸦片生产在印度，鸦片消费在中国，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一同飞涨。人们不仅应该思考鸦片生产促进了鸦片消费，也应该注意鸦片消费如何促进鸦片生产。
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那是真正水深火热的世界，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创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辉煌又惨痛的历史。鸦片消费方式的转变，使鸦片从药品变成毒品性的奢侈品。中国人抽鸦片，在鸦片加工、吸食器具与吸食仪式上，都进行了精美化处理。印度鸦片烟土分三等，“公班”、“白皮”与“红皮”，进口后还要加工，先浸三夜水，去渣存汁，再炼成膏，分颗粒。吸食方法也颇讲究，器具有烟枪烟灯，烟枪如洞箫，烟灯以铜为盖，玻璃为罩，甚为精雅。吸烟者两人横卧烟榻，传筒对吹。有诗描绘抽鸦片的场景：“琉璃八角银作台，隐囊卧褥相对开，海外灵膏老鸦翅，象牙小盒兰麝味，锦衣儿郎富家子，爱逐秦宫同卧起，东轮西魄出没藏，短檠巧夺日月光，*)*1*2索未遂央……”。
吸食纯鸦片，是鸦片文化的中国化或中国本土化。它最终在文化性质上确定了鸦片的奢侈性毒品的性质，也为鸦片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基础。荷兰人发明了抽鸦片的方法，中国人将其进一步地精雅化、纯粹化。印度人在孟加拉各省，大量种植鸦片，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找到补偿长期以来茶叶贸易逆差的贸易品。对英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可以扭转茶叶贸易的逆差和西方向东方扩张三个世纪以来的白银出超的状况，而且还为维持印度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对中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造成白银外流，所谓“每岁漏卮数百万雨”，而且“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有咏吹烟诗道：“莺（罂）粟花包米囊子，割桨熬烟诧奇美。其黑如漆腻如纸，其毒中人浃肌髓，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呼鸦片鬼。富者*4欲甘比匪，贫者贪利不知耻，伦常败坏家室毁……。”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二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这是奇怪的巧合。艾谢德指出：“首先，鸦片是治疗或预防疟疾、肺结核和痢疾的药品。这是鸦片最初的用途，它还只是药房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种珍贵的阿拉伯药材。即使在1900年，中国有八百万烟民，烟毒达到高峰时，鸦片也还在作为药材使用。其次，鸦片是一种社会奢侈品。它从治病药品变成小康人家健康时的消遣物。政府官吏、士兵、满族妇女，游手好闲的官宦子弟，将抽鸦片当作消闲优游、不事劳作的富贵生活的象征。第三，鸦片是一种食物，或者食物的替代品。鸦片作为一种麻醉品，它可以减少食欲，那些饥饱无常的苦力、船夫、长时间工作的矿工如四川的盐工，可以使用鸦片抗饥耐劳。”鸦片作为珍贵药品或“贡品”，首先在皇亲贵戚、社会显达中使用。唐宋间流入中国的波斯或阿拉伯鸦片，数量很少，所谓“前代罕闻”，使用者也多在皇亲贵戚与士大夫阶层，如辛弃疾与苏轼。明代鸦片仍为贡品。《外国来文》与《大明会典》，记有暹罗、爪哇、榜葛刺进贡乌香或鸦片，乌香即鸦片。清初鸦片烟从海外流入闽广沿海，消费形式的改变最终使稀有的药品变成昂贵的奢侈品——烟，消费层也从上流社会转向一般富家子弟，“块土价值数万块，终岁但供一口烟”。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就发生在从雍正到嘉庆的一个世纪里。乾嘉时人姚君游广东，回来后向友人俞蛟描绘粤人吸鸦片的“旨趣”：“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指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百年间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鸦片的使用方式，使用价值，使用者与使用者所属的社会阶层都变了，使用者从病人变成正常人，从上流社会变成有钱有闲的富家子弟与仕途中人。俞蛟说：“近日四民中，惟农民不尝其味，即仕途中亦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以饵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甚酷。”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的阶段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的阶段大概在1720—1790年间，最后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至1860年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从奢侈品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五十年。乾嘉时人俞蛟还说四民中农民未尝烟味，到道光初年，程春海已感叹：“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驰禁”，道嘉庆年间每岁输入鸦片，不过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而“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此时，鸦片消费者似乎已从富家子弟到一般百姓了，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到同治年间，中国的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人，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本土出产的鸦片产量已超过进口的鸦片产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