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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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共同性还在于这些故事中的男主角，都是在世人眼中的好男人、优秀男人、成功人士。他们的确有许多魅力，有许多过人之处，除了在卧室这样失却公共光线的地方，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令人满意、值得称赞的。然而这样一来，身处其中的女性更加备感孤独：你所碰到的并不是坏人，相反，是人们眼中十足的好人，他无意加害于你，也无意加害于任何人，甚至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特别不满，包括对于你本人，也心存善意，一如既往地对你好，在生活中尽可能地予以照顾，甚至并不把眼光落在别的女人身上！可以说，凡是在人们目光所及之处，他都像个模范，这样的男人，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如果其中有一位妻子去问丈夫为什么不上床睡觉，得到的回答是如此不可思议：“我要写作啊。”
处在这种境遇中的女性真可谓万劫不复了：她的家庭生活中一部分是外人看见的，是成功和令人艳羡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外人所看不见的，是悲惨的、非人的。到底她该怎么判断自己的生活？对此做出什么样的估价？她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她是否应该坚持自己在卧室中看到的真相？是否坚持从卧室这个视角去看问题还是相反？这样一桩仅仅掌握在她一个人手中的真相（truth）到底有多大意义？是仅仅对她本人有意义或者对他人也有意义？思考这些非常艰涩的问题，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因为事情本身就是那样地分裂，外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如此难以衔接。她在这中间努力挣扎、辗转反侧、反复犹疑；多次对自己说，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立刻终止了，但是总会有别的事情冒出来将注意力转移，觉得卧室里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于是一再拖延下去。某种界限一再动摇，一再遭到模糊，到头来连她自己也弄不清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走到了这一步的，在这中间是否有人要承担责任，或者由谁来担负主要责任。用哈维尔的话来说，生活是一个有机体，损害其中的一个器官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肌体；失去了“卧室里的真相”，可能是失去生活其它方面真相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失去生活其它方面真相的一个开端。
顺便地说，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把握“经验的真相”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有某种东西存在于某处，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肯定它的存在，允许它进入视野，渐渐能够和它产生对话，寻找出与它交流的语言，是一件吃重的工作。这里用得上一个词“确认”，有事实存在于某处，但是，人们没有对此加以确认，把它认可和接管下来，它就如同不存在一般。这里需要敏感，需要诚实，需要坚持，需要和“生活隐藏的层面”进行对话，把眼光放在“名不见经传”的事实上面，发掘出掉在生活的缝隙中的东西。简单地说，多请教自己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请教名师、大师。很可能，只有建立在“经验的真相”基础上的理论框架或者结构，才有可能是结实的、站得住脚的。
回到我们的论题上去。即使在那种因为不被确认而备感痛苦的情况下，令我感到困惑的，也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性别，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另外一个性别。我渐渐地发现，这不是发生在某些个人身上的事情，不是某些个人的思想品质或者心理生理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和中国传统有关的某种性别现象，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政治中存在着某种“病毒”，这种病毒隐藏在谁的身上，什么时候发作都是其次的；而携带这种病毒的人，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对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实，他本人也困惑无比。他无意伤害任何人，到头来却深深地伤害了他最不想伤害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不满，他只是对自身的行为、状态感到十二分地不满。他也在苦苦挣扎，在进行某种自我战争，想要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但结果发现这非常难，难得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种病毒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够酿造的。
在下面尝试对这种病毒进行分析之前，还应补充一句：我提及的这种现象，并不否认在中国存在制度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制度上的“男尊女卑”过去有，现在也有；对此，和对于其他不平等的制度一样，我一概地不接受和予以反对。但同时要考虑到，一种制度具有若干个侧面，很可能，某种制度内部即存在许多断裂，因而它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具体面貌，不可以用一句制度上的结论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我将进入的这个角度，也是整体上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一个侧面，只是它所造成的某些后果，至今人们谈论得很少；尤其是给女性带来的影响，比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已经涉及到的，要复杂、缠绕得多。
二
比较起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更具有某种人性。虽然也是等级制度，但等级之间并非绝对森严，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们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度、“金榜题名”，而一举改变自己的出身，“鲤鱼跳龙门”，从“民”进入到“官”的行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整板一块，它有许多裂缝，有可能吸引社会底层的人加入到它中间来，给他们提供一种与从前相比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的生活。这在西方封建制度时期的等级制度中是难以想象的，平民出身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阶级所属，根本属于无稽之谈。然而在表面上的人性化背后，拥有一种更加残酷的性质——对于加入到这个制度中来的人，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你既然是空手前来，不具有任何积分和前提，不具有任何政治或者经济的背景，那么你只有无条件地屈从于现有制度，你在这个制度中所占有的份额和你屈从的程度成正比——你越是屈从，越是放弃自己的一切，你就越有可能往上爬，成为等级制度的更上一层，越体面和越风光。
某种屈从到了完全把人掏空的地步。为了成为制度中的一个合格成员，首先要做的是，否定这个人身上一切自发性的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直截了当的东西。在这方面，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的阉官制度。早在甲骨文中，便有“阉割”的字样，它最先是作为一种主要是对待罪犯以及战俘的刑罚，这些经过阉割丧失了性功能的男人，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成员，成为“宦官”。自隋唐以后不一样了。如果说前期的宦官主要来源于“被迫”，那么这之后宦官的来源主要是民间的私行阉割，官方设立专门的招募机构，可供民间阉人自行投充，出身寒微的人于是可以在“人面前”度过自己的一生。明代是宦官制度的鼎盛时期，宦官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甚至到了严重危害皇权和社会的地步。“阉割”的行为又取名为“净身”，即将这个身体弄干净。整天围绕在皇帝身边，拥有自己生殖器的就是不洁的。投充的阉人大多是幼年“净身”，中年净身的很少，尽管按现在的眼光，七八岁净身的孩童尚不能说有自主意识，但是比较一下给女孩子裹小脚的现象，就会看得十分清楚——裹小脚完全是一种强迫的行为，不管女孩愿意与否，缠脚是必须的人生第一课；而“净身”却不是。净身的过程中必须经过被净身者的同意：当被阉割者仰卧在床，一人固定其腰部，另外二人分别按住其两条腿，用布扎紧其腹部和大腿上部，在用辣椒水清洗生殖器和阴囊之后，主刀者必须最后问一次被阉割者：“后不后悔？”待其说“不后悔”后，才将其阴茎和阴囊割下。据记载，明清时代的大部分宦官都来自于京城附近的河北、天津等地。河北的大城、天津的静海，这两个地区是明清两代出太监最多的地方。在进宫之前，他们还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如果“去势不净”，不能获准进宫。
问题不在于这些真正实行了阉割手术的人们——他们在数量上的有限，很容易使得人们认为这种现象只与一个人口上的少数有关；比阉割的人口分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制度，是这个社会所有男性都同意、认可并参与巩固强化的一种体制，这种制度承认并一再复制这样的神话：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男人面前，其余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让步；那些没有被阉割的男人，将尽一切可能满足那个唯一的男人的需要，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被阉割的焦虑”就不是存在于符号或者想象之中，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比照已经被割掉生殖器的太监，这些人只是暂时替皇帝保存这些东西而已，从本质上，它们不属于他本人。或许是因为受罚，或许是出于效忠，一旦皇帝有这样的需要，那么，他将随时奉献出来，没有后悔的余地。迄今皇帝还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仅仅是皇恩浩荡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宦官制度并不是那个社会制度的不起眼的附属部分，而是它的表征乃至核心所在。否定一部分男人的（太监）的性别身份，实际上是否定除了皇帝之外其他所有男人的性别身份；至少在皇帝面前，其余的男人都是“次男人”、有待完成最终的阉割手续。因此，“净身”就不仅是发生在一些男人肉体上的事实，它也发生在其余男人的意识当中。当一些男人身体上遭受阉割之时，另外一些男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尊严方面就毫发无伤么？被割掉的男根是个空洞，另外一些男人虽然挂着那个东西，但也是徒有其表而已，对许多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