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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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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宋江这种人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种叫作“宋江”的病毒，潜伏在一心一意想要出人头地、梦想荣华富贵的中国男人身上，随时可能爆发，以各种不同的名义。这种人自我厌恶同时厌恶别人，某种接近“厌女症”的行为，在他们那里是天长日久准备着敬献给皇帝的一份大礼，不和妻子上床，是为了每天给皇上保留一个处女之身，准备一份忠心，潜意识中以为这样就有了更多的被召入进宫的机会。他们自我谋杀同时谋杀别人——客观地说，首先不是他们对自己的女人不好，而是他们对自己不好，他们不给自己留下生命和生活的空间，于是离他们最近的那个女人倒大霉了，和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可能构成私人空间，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随时准备贡献出去的，他们自我压抑也压抑别人，自我阉割也阉割别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如果你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呈“去势”的男人，你怎么可能做一回实实在在的女人？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看作皇帝的女人，你作为一个女人，便是可有可无的“物”的存在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宋江们的很多做法很像同性恋，看上去他们对其他的男人更感兴趣，他们和自己的同性在一起觉得十分自在惬意，且不说某种精神上的“神遇”和所产生的内心激动，单拿举止来说，他们之间的许多表现，比如两个男人喜欢在一个铺上彻夜长谈、早晨起来一个托着头、一个撑着腰，谈话变得柔情蜜意了；喜欢执手泪眼相看，涕泗滂沱、不能自持；喜欢公开表达某种相见恨晚、生死相交、性命相托的那种感情。——若是在另一个语境中，他们是可以被划分到同性恋的行列中去的。但是和同性恋有一个本质的区分在于，同性恋者是量好了自己的尺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拥有自身的出发点，而宋江们并不习惯思忖什么是自身的出发点和要求，他们的思想感情起源于其他人，同性恋这种个人化的行为不属于他们；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两个是真的同性恋，这些人自己也决不会承认，他们宁愿自己受罪、让别人受罪也不会认可这种现实，因为这将把他们排除出“正常社会”之外，而他们是需要在其中高人一等的。对其他男人的亲近，是他们接近更高权力的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其他的男人仿佛一种介体（介质），在无法和更高权力阶层直接通话的时候，其他的男人变成了传导物，成了高心理能量向低心理能量（见弗洛伊德）转换的一个承载体。比较起女人来，其他的男人更容易在权力竞争中占据一席地位，因此他们是一个通道、一个出口，一个有可能接近更高权力的位置，至少，从这个角度更可以觊觎更高权力，和更高权力有一种想象般的、暧昧、模糊的关系，暂时满足那种终将要掌握权力的幻觉。很长时间之内，我对男人们聚集在一起，在酒精的作用下，于烟雾腾腾之中的胡吹海夸，感到十分不习惯。他们从洪秀全、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义和团、小刀会、邓世昌、丁汝昌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红军四渡赤水、共产党和国民党某一次战役的时间、地点、人数、各自所出动的装甲机械部队、大军渡江、中美谈判、朝美战争等等，把所有老电影回放一遍，下次聚会时再按原来的顺序倒过来重放一遍。我一直想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作《绣红旗》，即三个男人聚首长谈一夜，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就在他们的唾液中诞生了。作为女性，我们还不忙着“线儿长，针儿短”的绣红旗，站着干什么？
宋江们在什么时候想起女人来了？在他们被皇恩彻底冷落的时候，在他们被拒绝于权力游戏之外的时候，习惯上称之为“落难”的时候。这时候他们身边无人，他们忽然想起还有女人这种比大自然略高一筹的“次人类”，这时候他们知道女人的种种好处了，他们把女人当作救命恩人，当作“地母”，希望女人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切，从食物到性，张贤亮早先在《绿化树》里写的情况，决非个别。当然女性还要给他们在权力游戏中饱受蹂躏的心灵，给予无比的关怀和抚慰。他们以前不曾和女人共享生命的良辰美景，但是有了难处就需要女人来共同担当。这种被皇帝拒绝的处境还给了他们从未有过的道德身份，当他们被排斥时，他们才感到自己是道德的，活着是有理由的，这时候在女人面前，他的积分就提高了。女人就得把他当作落难的公子那样看，而不再是平常人。总之，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他和最高权力、最高精神始终有一条曲折的秘密通道。很可能，当确认皇帝不再青睐于他时，这种人会有一种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他从一个禁欲主义者会变成一个纵欲主义者，而且他放纵起来比谁都放纵，他认为以前他是“亏了”，他觉得要弥补，要恢复心理平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对女人仍然没有丝毫的尊重，不是把对方当作和自己一样平等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从前的宦官还有过凌辱民女的记载，那仅仅是他对于自身权力的幻觉。而当他们也装模作样地“娶妻生子”，那仅仅是对女人的摧残。
由于弥漫的宦官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男人中不乏有人特别能够欣赏女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阳刚之气”，她们的“尚武精神”，对此啧啧称奇，赞赏不已，所谓花木兰、杨家将，包括红色娘子军、“不爱红装爱武装”，都可以看作一个奇特传统的补充部分。据说1960年代法国戴高乐将军来北京时，毛泽东请戴高乐看京剧《杨门女将》，戴看后一言不发，问及原因，戴甩下一句话：“欣赏女人打仗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再比如“文革”中的激进女性，是被某种眼光塑造的结果——她们的那种“伪主体性”，和男人“主体性的丧失”成正比例：男人越是没有“主体性”，女人便越是有“伪主体性”；男人没有“雄风”，女人便越是有“伪雄风”。另外还有些东西是难以一眼看穿、做出解释的：譬如有男人尤其欣赏女人做牺牲，欣赏女人去做禁欲主义的圣徒，女人赴难时的壮烈、刚烈、惨烈，令他们赞叹、激赏不已。阅读这种东西，让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意味在内。每每这种情况，我就有一种近乎生理上的反感。
这样说，决不是要恢复某种男性神话，重新复制男性中心论、呼吁男人的男子气、他们的“雄性”，完全不是。正如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女人的本质一样，也不存在一个既定的男人的本质。和女人一样，男人也不是一个模式脱出来的，他们的性格、兴趣、爱好、个性多种多样，不同的男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个性特点。而如果用同一种标准去要求男人，觉得男人应该如何如何，他们应该如何具有男人气概，如何像一个男人一样顶天立地；并且在做完了顶天立地这件艰难困苦的事情之后，又要求这个男人像牛马一样，为这个家庭赚钱、买大房子、当大官，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不是一个男人”，这是套在男人身上的精神和现实的双重枷锁，和套在女人身上的许多枷锁一样，是毫无道理的。假如有这样一个男人，他对于当官、赚钱、买大房子和小汽车，都毫无兴趣，他就是比如热爱诗歌，他阅读诗歌也写作诗歌，他从诗歌这项古老的艺术中得到了最大的快乐，他认为“林中路”最适合他自己。在具有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后，他一年翻译一到两首比如法国诗人勒韦迪的诗作，自己写作不超过五首那种分行的作品，这是他的自由，别人没有理由把他当作一个怪人、疯子，把他从男人的队伍或者正常人们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应该说，处于同一个语境之下，为权力、地位、出人头地而癫狂岂仅仅是男人？在我自己的这一个性别中，也有不少人如果不能亲自动手去做，她们就竭力唆使乃至驱使、乃至强迫自己的丈夫，一定要按某种人们认为的“男人的道路”去奋斗，直到把这个男人练成灰烬，恨不得嫁一个好太监是她们最大的愿望。
很可能，迄今为止关于男性的知识，和关于女性的知识一样，都是遭到污染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样，关键不是符合某个既定的模式，符合他人或自己头脑中关于“男人”、“女人”的想象，而是建立起他这个人自身的出发点、寻找出自己的尺寸、比例，发掘他自己的真相，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他自身的尊严和真正的人格。一个自持、自重、自明的男人，而不是自欺欺人、脚底打滑、呼天抢地的那种，在女人眼中显得更有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解放期待男性的解放；如果男性不把自己从种种不切实际的幻觉、他人的出发点中解放出来，女性的解放就必然是不完整的。
2003年7月2日上午，在准备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地去了位于石景山模子口大街80号的北京宦官文化博物馆。此地原是明代太监田义的墓园，该人官至四品，由皇帝敕令在南京当过“守备”，掌管军中粮草。他的这片葬身之地有约近二十亩地，像给活人预备的许多豪宅一样，前后分好几进出入，墓厅、廊柱，包括鼎、香炉在内的各种石刻，虽然座落在一片几乎是荒草当中，但是仍然令人时时想起此人当年的风光权重。在简陋的博物馆陈列室中，有这样的介绍：宦官现象在古代奴隶制时期的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等国都有记载，其活跃程度不亚于中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均较早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的宦官制度产生之早、延续之久、组织之严密、影响之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正式的国家政治制度”。在提及被阉割所造成的这些人的心理特点，寥寥只语，却入木三分，譬如“屈辱感、自卑感、团体意识、发愤意识”。
崔卫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我见过美丽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