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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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套逻辑适合于自愿加入这套游戏的人，适合那些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贫贱地位，想要在险恶的朝廷官府当中谋求生存和权力的人们。应该说，传统封建制度的皇上并不直接召唤每一个人，只要不犯上作乱，你是井水，皇帝是河水；但是那些不甘心居人下，想和皇帝同饮一江水的人就不一样了。接受皇帝询唤的人，他们想要在这种等级制度中获取一个位置，皇帝对他们的要求是制裁性的。必须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除去自身的一切私心杂念，以便让自己成为皇帝意志的跑马场。由于其完全金字塔的性质，处于这个等级制度上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在它上面的更高一层，因而它自身仍然是易受攻击和面临威胁的。我完全不想用“女人”这个词，但是在那种权力游戏中，皇帝和臣子的关系，经常被比喻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净身入宫的男人在有地位的太监的引领下，要立下“婚书”，即把自己当作女人一样“嫁”到宫里去；而一些得不到皇帝重用的男人，会把自己比作迟暮的“香草美人”或者“宫廷怨妇”，抱怨皇帝不来垂青于他们。这种现象拿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是无法解释的，那里有一个“菲勒斯中心”，即男根中心，但是在中国，即便是男根，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它时时处于被阉割、被削弱、被威胁的危险之中。对许多男人来说，这个表述改为“只有一个男根是中心”更为恰当。而他们自身，则处于“去势”和“非雄性”之中。
如此牺牲，所换来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中文中“出人头地”是一个难以用西方语言对译的一个词。与它比较接近的是ambition，即“野心”、“抱负”,拥有ambition的人虽然不安分，但是他所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某个目标，一旦自己的某个梦想成为现实，这个人就有成就感，就会感到满足，他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的成功；而对于想“出人头地”的人来说，其奋斗的目标在于获得一个“人上人”的身份，他需要在与别人相比当中，证明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的，他需要时时有人仰视他，有人艳羡他，承认他是如何了不起，如何能够超越许多人，一跃而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换句话说，“出人头地”需要有人围观，荣华富贵需要有人在场。这是一种奇特的精英意识，所依据的不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或者贡献，而是被他人知晓、自身出名的程度。所谓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平等，这种平等的根据何在，对这样的精英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除非出人头地，否则便一无是处；除了能够高居于他人之上，否则便一无可取。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若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
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准备，寝食不安地苦读不已。读那些遥远的古代圣贤的书，四书五经，把它们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以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将它们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博得众人的一片称赞。在这里，知识不是作为对于世界、对于周围环境、对于人自身的某种了解，而是完全脱离了作为个人的经验环境，脱离了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经验事实。一头扎在圣贤的典籍之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现实，拿来作为一个人头脑中世界图景的类比或者参照物。依拉康的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三重世界的划分，这样的人，他们仅仅面对想象界和象征界，而不用面对现实界，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现实世界。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他立志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民”变为“官”，那么他越是远离农事，农业方面的知识，他便越有可能获得成功。在他的知识谱系上越少涉及他本人，越少有他个人的标志，他便越有希望达到目标。而说到底，“现实界”的被悬置，是处于这种现实中的个人被悬置起来的结果。一个人无法经验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无法经验他自己。他的整个存在具有一种不及物的特点，既不触及这个世界也不触及自身。“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么一个人，假如他的目光暂时离开书本，而抬眼看世界，会看到什么呢？一片朦胧和困惑而已。
因此，早在客观上进入权力关系之前，他们在想象中已经把自己当作权力游戏中的一方，他们就生活在某种想象之中，把想象当作入口，而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和历史上的那些圣贤对话，替逝去的和当今皇上着想，头脑中考虑的都是国家社稷大事，为之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心里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好像是一句歌词，记不清什么歌了）。借用马克思的表述，这种人把一些完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当作了自己“真实的出发点”，而作为真实的个人、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存在，在一片云山雾罩的高词大语中，被一笔勾销了。而且这种勾销越彻底，将个人掩埋得越深，便仿佛离某个目标越近。在这个意义上，某种屈辱不是实际上卑微的社会地位造成的，而是他对自己的如此惩罚，将自己放在一个需要自我隐匿的位置上，把自己当成了需要销毁的对象，如同罪犯一般。他脸上始终挂着的罪犯般的表情，时时在提醒人们，这个人还有尚未来得及藏起来的东西，他继续像耗子一样匆匆掠过人群，惊恐地寻找安身之所。同时这种隐藏的行为，也是需要深深地隐匿起来的。最成功的隐匿是替换、置换。把各种各样遥不可及的、与自己没有切身关系的东西，说成恰好是自己所想的、所拥有的、所投入的，用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开头的话来说，即“凡不是我自身的东西，土地、事物，在我看来都更宝贵、更重要、具有更真实的生命。”
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意志交了出去，他和那个神秘的最高意志之间便有了一个看不见的契约，他和它之间休想有谁能够插进脚去。他每次上香供饭，别人都不得插嘴或者插手。他后来的生活分为明和暗两个部分：后者指的是耐心地等待那个神秘意志垂青于他，前来召唤他、重用他，把他推到某个关键的时刻上去，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将要交到他的手中；尽管这项等待漫无尽头，但是他毫无怨言，他不能对那个至高无上的意志说什么。在明确这一点之后，他感到轻松起来，他的生活从此可以变成一桩桩权宜之计，一件件大大小小找得出来的借口，而且理由都充足得很，振振有辞，落地有声、如同在阳光下一样明亮耀眼，经得起推敲——我没有什么个人意志，我所做的无非就是替你们服务，我替你们着想，替大家和每个人着想，这有什么过错？他把他自己弄成了一个“代理人”。他每天打开大门，迎接每一位前来求助的人，他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了不同的使者，来自那个最高意志的身旁，是前来询唤他，支使他，也是拯救他的，让他的生活充满意义。于是他整天像陀螺似的被抽得飞转，忙忙碌碌，事无巨细，且走到哪里都像个钦差大臣，带来某个最高指示，而不远处还有别人正等着他去传达。他必须场场出席，以完成必要的手续和仪式。他永远生活在某种“不得已”、“不由自主”当中，左也是为难，右也是为难，他这个人所有的真理都掌握在别人手里，是别人手中已经上好了的发条，他只是将它们如期释放出来。每次替别人完成一件事情，他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身越来越变成一件难以承受的重负，于是他只有把自己更彻底、更迅速地推出去。但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不习惯了解自己的欲望，他怎么可能去把握别人的欲望，知道那就是真实的，别人正好需要的？他只是以一种想当然的方式去迎合和替别人包办。
他成了他自己的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和其他客人一样，依照某种频率不时地造访，他对这位客人同样笑脸相迎，店小二的毛巾挂在肩膀一边，说：“您好！您请坐！您请喝茶！”和对待其他客人一样，他不敢深究，不去听取这位客人到底需要什么，他的真实想法、真实处境如何。对这个客人他也必须一视同仁，店主人的时间不多，还有别的客人在等着他呢。他是天下第一能够委屈自己的人。在他立志把别人的意愿当作自己的意愿、把别人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出发点之后，他把自己弄成了一件没有真相的、幻觉般的存在，原先属于他本人的那些念头、想法，不过是要死死捂住的“日间余思”（阿尔都塞语），它们永远不能出声，不能暴露其真实身份。于是代理人的生活被裁为两截：一方面，在光线到达之处他同各种客人们高谈阔论，汪洋恣肆，过一种想象中的“人上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光线不足的地方，他自己则像一只默不出声的蝙蝠，紧紧贴在潮湿、阴暗的墙壁上，无人问津，他自己也不过问。时间长了，这只蝙蝠由于没有任何抵达外界、吸取营养的通道，它变得越来越枯萎、越来越失去真实的血肉，最后真的成了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其存在变得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