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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3年第5期

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作者: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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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化人格在中国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里比比皆是。即使在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的东西。需要回答的是,经过了五四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这套东西如今安在?简洁的答案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仍然在发挥作用。革命如何成了一种“革”自己的“命”,成了“灵魂深处闹革命”,成了取消任何私人空间、性别特征、乃至区分男女阵营,便是说明。“把一切献给x”这样一个句式居然能够在二十世纪的祖国大地上流行,应该说是奇观。如前所述,在古代,某些逻辑也只适合那些自愿加入这个游戏的人,而在当今,却变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要争当尧舜,都要失去血肉、剜却自身,这样的思路,不是在短短几十年内能够积累得起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像五四时期的男性,在呼吁个性解放时,同时呼吁妇女解放,为此做出了不小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性别的解放,却几乎没有触及。宦官的阉割现象和妇女缠足,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两件事情,都可以看作那个制度的核心表述,前者甚至比后者更为惨烈。
  是不是可以把妇女缠足看作男性在遭到“非雄化”的对待之后,在感到自身力量不足之后,对妇女所做出的严格限制?在“美感”方面对于男人所做出的补偿,是安抚性质的,被削弱的、裹了小脚的女人,不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任何威胁。如此,精神上残缺的男人和身体上残缺的女人,正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三
  
  在经过了强烈的自我否定之后,这样的男人他们的目光永远落在别处。他们寻找不出自身真实的出发点,寻找不出自身的地平线,寻找不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恰当比例。他们把自己嫁接在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上面,朝廷的或者江湖的,国家的或者小团体的,其中说到底个人名声是最重要的,名声来自他人,于是他们就嫁接在不同的他人身上,将他人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将他人的要求当作自身的要求,就是不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恰当的安身之所,将自己安放于此处而不是彼处。他们“先忧天下之忧,后乐天下之乐”,就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忧和乐。一句话,他没有自己生活的真相,他也绝不敢去追究这种真相。
  很难想象这样自认为不可取的男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乐趣或者享受?他会把自身的要求、愿望、欲望,当作值得欢迎的东西加以肯定和接受?他会在自身内部寻求生长点,宁愿在某些时候关起门来,和一个女人共建一片私人性的天空?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他无法面对自身,那么他也无法面对一个女人,和一个女人长久地、面对面地相处,不觉得那是一件无聊烦闷的事情。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通途,能够到达其他地方,而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女人意味着一个终点,意味着他生命空间的一个极地,他不需要继续往前走,不需要做给别人看,不需要再演戏、掩饰和逃避了。他无处可逃。万一他还要逃避自己,唯一的办法是逃避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在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生活真实的一个见证。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不需要女人。
  我曾经讲过一个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的故事。从任何别人的角度来看,宋江乃天下第一大好人也,他永远满面春风,替人排忧解难,有求必应:“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舍,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他把自己完全架空起来,仿佛他这个人如同一只美丽的大鸟一样,优美地飞越人们生活的上方,哪里有危难,他即刻就在眼前!所谓“及时雨宋江”便是也!然而他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他的个人目的——在江湖上博一浪名,为今后进一步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埋下伏笔。如此一个曲曲折折的男人,他和女人可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阎婆惜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裂隙、裂缝。他是架不住王婆再三撮合,将王婆的出发点当作了他自己的出发点,和阎婆惜双双走进了洞房。然而王婆的意思也并非王婆一人所拥有——有家有室,是一个男人进入正常社会的入场券,表明他不是一个异数,他是中规矩、合礼法的。不管那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是否真的要和这个女人相守终生,建造自己的空间,享受生活的良辰美景。他对阎婆惜显得那么地漫不经心,娶回来就当作一件家具任其扔在一旁,继续从事他接济天下的宏伟大业。
  这个阎婆惜偏偏是个不谙时势的小女人。这个按其本性生活的女子不懂得去领会宋江生活中的那些曲折难言之处,不明白宋江眼前的种种做法背后深藏的“大义”“大德”,甚至不能欣赏宋江身上众人交口称赞的那些美德,因为这些美德直接妨碍了她的个人生活。这位年轻的、正当年华的女人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享受自己生命所拥有的权利和美妙,不辜负转瞬即逝的良辰美景。而当宋江慷慨地将自己转让、出让给其他每个人时,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留给这个女人,实际上他什么东西也没给自己留下。说到底,阎婆惜向往的无非是“两人世界”,是皇帝来了也可以不开门的那份小天地,而这些恰恰是宋江感到十分困惑乃至深恶痛绝的。他不能想象作为“带罪之人”的他怎么还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某些乐趣?不能想象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水乳交融、与她情深意重会成为他自己生命中一笔划不掉的财富?不能想象若是在卸除了所有的面具之后,一个人还怎么可以是有活力的、有趣的?不能想象一种行为若是不能展示在众人面前、不能拿它作为一种业绩或美德来炫耀,乃至不能进入编年史或教科书,怎么还值得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若是“带罪之人”,阎婆惜当无条件地成为“带罪之身”;他若是主动“配合”其他每一个人,阎婆惜当更主动地、更默默无声地配合他。此乃阎婆惜的“大义”也。她最终应当成为宋江的紧随其后的影子,“聪明”地擦去宋江生命和生活中的种种漏洞、帮助掩盖其伤痛和屈辱,甚至替他撒谎。可偏偏是这个同样也会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阎婆惜,她单纯的生命和这种生命极其单纯的要求,暴露了宋江竭力加以掩饰的他自己生命中的黑暗,无意中闯进宋江死命捂住不让任何人进入的他生活中的禁区。撩开了宋江像破布一样卑微、颤栗的灵魂之一角!她是宋江真实的生活的见证人!她于是被宋江看作是有敌意的,前来伤害他和向他发出挑战的。宋江甚至已经明显感到了在阎婆惜面前他自己的失败,他能满足其他每一个人单单不能满足阎婆惜,他心中也为此十分不悦。然而他做不到,和阎婆惜单独在一起让他提不起神来。没有人教会他与人相爱,教会他那是一个孤独爱上另一个孤独,是两个孤独的人互相依偎,他拿阎婆惜没办法。在这个意义上,阎婆惜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女人还意外地造成了宋江对于自身的敌意,更准确地说,是凸现了某种对于自身的强烈不满:宋江早就对自己憋了一肚子火,按宋江本来的抱负和志向,他岂是轻易就范和天生给人陪笑脸之人?只不过他把所有这一切暂时隐忍了下来。他身上隐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白道黑道都趟,明事暗事都做,左也是身不由己,右也是身不由己。
  人怎么可能去满足其他每一个人的愿望而不扭曲他自己的意志?不在自己的生命中造成许多积怨和愤恨?他这个人与生俱来的那种恶呢?难道可以在他自我标举的一桩桩善行中得到自行消解吗?比较起来,另外一种说法更令人容易接受:凡是被压抑下去的那些东西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总得有一个去处,或暂时隐藏在什么地方,一旦有机会便会爆发出来,剩下来的问题仅仅是:等待或寻找适当的机会以及对象。于是,在他抽刀朝向阎婆惜(因为这个女人知道他的真相)的一刹那,他身上潜伏的火山遏制不住地爆发了,他全部的恶和恶气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干得那么不含糊,那么痛快利索,下手那样狠,无论如何这与他平日给人的表面印象联系不起来,然而这一刻——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却是他唯一一次真情的流露,是他这个人“激情”和“快乐”的一次现身。那个叫作阎婆惜的女人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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