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
作者：韩少功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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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我几年前写过一些随笔，发表在《读书》和《天涯》上。当时我感觉到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粗浅散碎的思考，其实都是对日益逼近的这个庞然大物深感不安，做一些感受和思想的准备。这些准备可能卑之无甚高论，对我个人来说却非常重要。
王尧：如果不从审美的角度，而是在学理的层面上看《马桥词典》和《暗示》，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的这两本书，都对我们的知识背景和知识谱系作了清理。譬如对语言文化符号的重新认识，对语言等级的批判等。
韩少功：谈符号不能不谈到文化工业，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新问题。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人类也有文化，也有文化符号，还有文化领域里统治和反抗的激烈冲突，但没有文化工业，没有文化潮流变化在今天这样的速度与规模，权力和金钱也不具有今天这样的文化控制力。以前一首民歌唱出来，一唱就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个巫教迷信产生了，一传也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有些服装、建筑、仪式、习俗也是这样，多少还带有些自然的和原生的性质，就像野生物种，至少还是一种恒定状态。但今天文化潮流日新月异，争强逐胜，常常形成剧烈的反差和震荡，很容易让一些人自我迷失。以前的文化控制也往往只及于社会上层，像儒家正统，一到乡野之地，一到蛮夷之地，就变得十分稀薄，让位于民间文化。但现在还有民间文化吗？还有多少民间文化？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民间文化成了所谓大众文化，民歌就是流行歌，民服就是流行服，如果说还有什么宗教的话，最牛的就是“麦当劳”教，“好莱坞”教，香港“四大天王”教。很明显，这个大众文化不是民间文化，不是从民间产生的，恰恰相反，是由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然后强加给民间的。民间文化的萎缩是文化工业造成的灾难之一。
王尧：在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的符号化特别成为问题。
韩少功：文化工业对发达地区的影响当然更大。一个澳大利亚的医学专家告诉我，从生理学的统计来说，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3％左右。但现在欧美有些学校里的同性恋达到30％甚至40％，这就不是生理现象而是心理现象了，是文化现象了。无非是很多歌星、影星、球星都同性恋，娃娃们也就对照先进找差距，决不落伍，赶一把时髦。但一旦真同性恋了，假作真来真亦假，这就成了一种真实的生理经验。你还能说它仅仅是符号？
王尧：符号改写了感觉，进而改变了生理。
韩少功：感觉有很强的传染性。贫困感可能不是来自贫困，而是来自一种描述。孤独感可能不是来自孤独，而是来自一种叙事。连饥饿和寒冷的感觉也可以被符号改写，有些人为了体形美，不是大雪天穿短裙也不觉冷么？不是半片面包也难以下咽甚至吃下就呕么？这一切贫困感及其它什么感，当然是媒体社会的现象，是小康以及大康社会的现象，在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一定比较罕见。我曾借用经济学里的恩格尔系数来描述它，说恩格尔系数50％以下的富裕社会，人们受到符号的干预和强制要更多，因为他们接触媒体的可能更多。
王尧：对符号的操纵是与权力、资本、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某种符号的流行，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因素。既定的符号等级被打破，甚至传统的文化分类也遭到质疑。这个在西方世界中出现的现象，这几年在中国我们也领略到了。在一般的意义上看，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在符号的背后，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新的符号等级的形成。
韩少功：韩国人爱吃狗肉，被欧美人士视为野蛮，一再加以猛烈抨击，甚至要求世界杯足球赛易地举行。但欧洲人吃牛肉、吃羊肉、吃蜗牛怎么就不是野蛮呢？这里就有符号的价值等级，是世界上某个强大而隐形的“精神文明办”规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中国人认为喝可口可乐是跟上时代的，喝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为可口可乐是美国的象征呵，与高楼大厦、喷气客机、高速公路、牛仔裤、电脑、摇滚乐、007是相联系的，甚至是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配套食品，而茶就没有这样的地位。茶也许能让人联想到日本的茶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日本人虽然有钱，但那张黄皮也不能与欧美人士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制造和确定这种联想空间和意义背景的，主要是广告，包括媒体里各种“软广告”，是可口可乐广告商的形象设计和巨大资金投入，是他们对中国消费者们成功的洗脑。不光是洗脑，洗脑以后也就能换嘴：你喝惯了可口可乐以后，可能真会爱上这种口味。在这里，生活和文化不断互相复制，是一个循环的状态。心理符号转化成生理经验，生理经验又可以转化为心理符号。鸡生蛋、蛋生鸡，你很难追溯到根源，你找不到它在哪里。它是真实的吗？它是虚假的吗？很难说了。但不管怎么说，可口可乐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赚了大钱。我想，如果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不做牛肉而是做狗肉生意，肯定也会全力打造出一个吃狗肉高贵的文化潮流，让很多广告商、记者、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来为他们冲锋陷阵。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韩国有了世界经济霸权，如果韩国比美国还牛了，肯定就要这样去给欧美人民洗脑，还要逼着他们换嘴。
王尧：也许我们对一种文化现象，对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加以指责，但是与之相关的精神问题、灵魂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它还涉及到部分地区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以后的诸多社会问题。
韩少功：吃狗肉和吃牛肉，其实都可以。问题是权力和资本为了实现霸权和谋取利益，会有意地制造一些文化潮流，力图控制社会和每个人的人生，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警惕了。符号性压迫和符号性剥削，同样是压迫和剥削，只是采取了间接的方式。这是我们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之一。不是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个领域的问题，是牵涉到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的问题，当然也值得文学工作者关心。
王尧：这与符号本身的变化有关。以前通常是语言文化符号，现在是视觉文化符号，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和语言文化符号无法比拟。
韩少功：眼睛当然是感官之首。中国人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口语中常说“看法”、“看问题”、“观点”、“人生观”，这个“看”与“观”都是指视觉，用得这么广泛，可见人们对视觉最为信赖。英语说“我明白了”，会说成I see，see就是“看见”，是“理解”、“明白”、“懂得”的同义词，可见视觉有其它感觉所没有的特殊强势地位，对心智的刺激和介入功能最强。
王尧：电子信息比印刷信息传播更快，也是一个新的变数。
韩少功：电子传媒技术已经造成了很多新的后果。比方说，文化大的地域性开始削弱了。以前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别多大呵。但现在中国孩子与英国孩子穿一样的衣服，中国妈妈与英国妈妈同样地担心孩子成天玩电游，教训孩子的腔调也差不多。与此同时，文化的代际性倒是大大增强了，一个父亲可能已经听不懂孩子的常用语，一个弟弟也可能对哥哥喜欢的音乐大为陌生。这种情形在古代恐怕难以想象。这就是说，电子文化因其传播快和覆盖广，正在瓦解空间的壁垒，但同时造成时间的壁垒。以前的文化研究只注意划分“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湖南文化”和“江苏文化”，以后可能更应该注意划分“八十年代文化”与“九十年代文化”，“老三届文化”与“小三届文化”。社科院以前可能只有“英国研究所”、“法国研究所”，以后是不是需要设立“八十年代研究所”与“九十年代研究所”？
王尧：在大学里，过去一个老师的讲义可以用到纸张发黄，我和你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这样。现在不同了，一本讲义不能讲到底，这不仅因为知识更新程度快，承传知识的方式也有了大变化，技术开始介入到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经受到文化工业的影响，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