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
作者：韩少功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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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你看在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每年的富翁排名中，传媒巨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传媒业常常比煤炭、石油、钢铁、农业更有丰厚利润，可见文化已经变成重要的投资领域。教育也成了重要产业，新西兰的教育就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支柱，学校成了最大的无烟工业。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听那里的教师们说，前不久实行一项新规定，就是开始订单教育，教师让学生吃点菜，开设什么课程由市场决定的。一门课如果没有八个以上的学生来选修，就会被校方取消。这样一来，计算机、法律、经济这些专业当然大大膨胀，哲学、文学、考古这一类冷门专业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尽管它们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来说可能非常重要。教育急功近利到了这种程度，邪了。
王尧：我生活在学院中，感受到文化工业对知识生产、对学术的影响。其实，在这之前，高校知识生产的体制和方式的危机已经出现。我现在比较忧虑的是精神生活的符号化，在种种符号的背后是空洞的灵魂。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原本是知识分子或者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也在用各种符号做面具或者做工具，用来掩盖真实的面目，用来谋取利益。以大学来说，这个现象几乎不是个别的。现在，博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都成为一种符号。学术的创造变成了一种以符号为等级的秩序，谁拥有了某种符号，谁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相关的利益，而思想和学术的苍白问题则被符号掩盖了。刻薄一点说，在大学里，标志着学术等级的各种符号就像一根肉骨头，大家都抢着啃。学术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抢与啃的厮杀。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独立人格与学术自由从何说起。各种巨大的符号体系其实在压迫着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而许多人又不得不去追逐那些符号化的生活。
韩少功：学术研究正在“项目化”。学者动手之前，需要到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基金会那里立项，然后才可能获得资金，包括雇人、调研、开会、出版、评审以及各种拉拉扯扯的费用。我知道很多人到学术期刊那里花钱“买版面”，真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有些学校甚至逼良为娼，哪个老师们拿不到“项目”，就别想得到续聘和晋升。在这种情况下，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些学术研究难免不会看权力或者资本的脸色，独立性大大削弱。从全球范围来看，军事科研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这个行业出得起钱，博士教授就乖乖地都涌过来了。非洲一些常见病为什么却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因为这些穷国拿不出钱，没有购买力和市场，就无人问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和人文科学当然更容易走偏。也许有些学者还想当孔子，还想当亚里士多德，说我先忍着吧，先赚下学术生涯里的头一桶金，屋檐下先低个头，等羽翼丰满了再来特立独行。但他一旦上了套，就不那么容易解套了。身边太多这种遵命的或牟利的学术，形成了压迫性的潮流，你扛不扛得住？这是外部的压力。自身内部也有了压力，因为有学术利益呵，自己一开始可能也看不上第一桶金，但学术成果一旦面世，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听到别人的批评和贬斥，总是不那么高兴的吧，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出招自卫，继续用它来唬弄同行或者学生，巩固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知识生产中常见的情况。
王尧：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现在都需要借助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单一的方式变成了批量的方式，同样是复制，但方式与技术完全不同了。
韩少功：知识爆炸，其实只是间接知识的爆炸，倒可能带来直接知识的减少，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人的在校时间成倍地延长，可能大半辈子就在书本和网络里找知识，接触实践的机会很少，用实践来检验、消化以及创造知识的机会很少。我的一个熟人，五十多岁了，还是个书虫子，在美国读文学博士。他最成功和最伟大的实践，是知道每天可以用什么方式在校园里白吃白喝，每天都能喝上免费的香槟和葡萄酒，满面红光摇摇晃晃。他正在做着文学论文，一直让我怀疑能不能做好。文学若能在这种校园里生长出来，那真是奇了怪了。一个新闻学教授没有办过报刊，一个经济学教授没有做过生意，一个政治学专家没有治过国也没有造过反，这样的教学凭什么值得信赖？知识都是从人家著作里搬来的，大家的脑袋都长在别人的肩上。世界变成一个我们可能无所不知的世界，但也是一个从未深知、确知、真知的世界。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生活不是越来越丰富了，而是可能越来越贫乏了，比方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在一个白领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就同书本和电脑打交道，是一个最新款式的齿轮和螺丝钉，充其量是台知识留声机和知识复印机。他还要贷款供楼，攒钱买车，结婚生孩子，人生轨迹就这样规定下来了。现在精英们成功的生活就是模式化的生活。现代人很难像我们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由地了解这个世界。
王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现代人的一个梦想。
韩少功：万里路也能行，但大多是坐上汽车或者飞机，跟着一个打小旗子的导游员，从一个旅游点窜到另一个旅游点，用张承志的话来说，是“一群宾馆动物。”
王尧：旅游点大多是商业化的，是虚构的现实和历史。
韩少功：游客从美国到中国来，要看中国民俗，旅游公司便设计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一些从来不存在的假民俗。但游客可能满意了：哦，这个是中国。
王尧：中国人认识中国也受符号的影响。当一个人没有什么经历化体验时，他的想象与认识就要受到符号的限制。有些价值判断上的分歧就是由此形成的，譬如，国外的一些学者和我们看待中国的“文革”，就有大的不同。
韩少功：他们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大多是受中国伤痕文学一类媒介的影响，缺乏亲历性经验。这种符号复制又可能被中国人自己再复制回来，说旁观者清吧，外国人都是这么说的，事情就错不到哪里去。一套符号经过这样几次折腾，你就不知道它最开始是从哪里错起了。
王尧：符号的生产过程中间有强大的传媒影响，在谈到符号化生产问题时，一个绕不开去的焦点是“媒体”。
韩少功：媒体本来应该是一个公共领域，应该为公民们提供真实而健康的资讯，但这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容易做到。有些媒体是官办的，甚至靠行政摊派保证发行量，一切宣传得符合官方口径，对于给官方“抹黑”的资讯就大量压住。还有些媒体是商办的，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于是就得在广告商那里讨饭吃。有些日本人告诉我，日本有些大媒体可以批评政党，但从不批评丰田、日立这样的大公司，也不能批评这些公司所拥护的政治家，原因很简单：一年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广告收入你不想要了？你找死呵？在一些西方国家，对“政治献金”多少还是有些法律限制的，其出发点是防止政商勾结。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媒体比政党的作用其实更大，却没有一个国家立法来规范媒体，比方说限制媒体的广告收入，限制媒体的股权结构，防止媒体与政客或者奸商的勾结。这是极为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有质量检验的法律和有关执法机构，并且一再提高检验标准，什么欧洲这个标准，欧洲那个标准，保证商品的安全性和优质化。但我们没有类似的法律和执法机构，来确保文化的安全和优质，如果有的话，顶多只是扫扫“黄”，或者防止政治颠覆。这也是一种极为可疑的法律空白和认识空白。谋害精神与摧残肉体是同等罪恶，是同样的反人类罪，但在当代人类社会里，某个机构如果生产面包，必须小心翼翼遵规守法，不能把垃圾当面包。但如果是生产电视片，几乎就可以为所欲为，粗制滥造，掺劣使假，差不多是软性的诲淫诲盗，垃圾也可以卖成钱。社会既没有欧洲的这个标准，也没有欧洲的那个标准，来加以管束。这样的“文化自由”岂不荒唐？是不是已经成了一种神话？这种“自由”，是生产文化垃圾的太多自由，加上权力和资本钳制资讯的不自由，两面夹击，双重失控，构成了传媒道德和传媒质量的巨大危机。但当代人似乎已经满足了这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