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
作者：韩少功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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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自己肯定也做得很苦，很乏味。
韩少功：受博士刑呵。去年我在法国参加一个会。一个法国英俊小伙在会上谈街道，从波德莱尔的诗歌说起，再谈到街道的现代性，说街道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是交通又是舞台，如此等等。后来主持人要我评议这个人的发言。我说我没怎么听明白呵，也没研究过街道，但如果说街道有“现代性”，那古罗马时代庞贝的街道怎么说？中国长安在汉唐时的街道怎么说？算不算你的“现代性”？那些没有街道的地方，比方那些在市场经济竞争之下被都市挤垮了的乡村，是不是就不能体现“现代性”？你说街道是个舞台，这没有问题。但我也可以说街道是餐厅，因为好多人在街上吃东西；还可以说街道是战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杀人抢劫；还可以说街道是运动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滑旱冰或者跑步。我说街道的这么多性能怎么统一到你的“现代性”命题下去呢？我留了一句话没有说：就算统一到“现代性”命题下又怎么样？“现代”怎么了？不“现代”又怎么了？你往下说呵！这样说当然有点伤人了，所以我忍住没说。我提问以后，那个法国人支支吾吾。主持人便来解围，说双方都有道理，但互相存在着误解。其实有什么误解？他说街道有现代性，这一点谁误解他了？
王尧：这几年你特别强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量，对文化研究似乎也怀有这样的期待。
韩少功：学问的生命，在于对现实具有解释力，而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或多么朴素，不在于它是古老还是新潮。文化研究是社会人文科学转向日常微观领域的一种努力，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人文科学从此就只是一堆华丽的碎片，可以被任何一个学术花花公子玩了就扔。放弃宏大叙事，只是放弃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不是意味着人们不再想大事，不再关注世道人心这样的大问题。这就是“游击战”和“游乐场”的区别。
王尧：你所谈到的不仅是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了，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不少类似的现象。其实，如何接通自己的思想经历，对学术研究也是重要的。《暗示》后面的《附录二：索引》就很有意思。现在的文化研究还处于转述西方的话语阶段。我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的学者会辟出一块新天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那就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韩少功：文化与文学，本来就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因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是拒绝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这些方法和态度，肯定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活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当然，需要区分的是：一种是文学研究，一种是仅仅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文化研究，两者不是一回事。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文化研究，与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有区别的。有些文化研究者重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没有什么不好，但闯入文学领域以后，“游击战”可能有点滥杀无辜，有点公报私仇，有点只破坏不建设，戴着有色眼镜，凡事都上纲上线突出政治。他们要解构莎士比亚，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男性霸权主义。他们要打倒索尔·贝娄，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这种研究有没有必要呢？当然也有。但同是轻视妇女，莎士比亚与三流作家还是有区别吧？
王尧：严格地说，大多数作家都很难完全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一流作家与三流作家永远是有区别的。
韩少功：这些区别就没有意义？就不值得略加关照？一个作品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成体。我曾经在文章中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萝卜有维生素，还有氨基酸和水，如此等等。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有，垃圾里也有。如果有人只关注维生素，一个维生素主义打天下，那么萝卜与垃圾也没有区别，好萝卜与坏萝卜，大萝卜与小萝卜，也统统没有区别。这样的文学研究肯定会让我们吃坏肚子，吃出人命。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文学研究最好还是要有点中医式的态度，总体把握，辩证施治，不能今天单卸一条胳膊，明天单割一个胃，我的手艺治得了哪一种病，就专冲着哪一个部位去，也不管那个部位有病没病，有大病还是有小病。中国古人在文学研究方面有一些总体把握作品的经验，恐怕还值得文学研究者们继承。一些好的文论和诗论，文学研究者恐怕不能不读。
王尧：在这一点上，你好像还挺保守的。大众文化研究现在很热闹，李陀先生也一直在倡导。
韩少功：我说的与李陀提倡的并没有矛盾。事实上，《天涯》杂志发表过很多文化研究的文章，还开设了有关专栏，请李陀当过主持人。但编辑们也退过很多这方面的稿子。文化研究是一个新领域，新方法，但并不是什么金字招牌，不是VIP贵宾包厢，同样也会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可以宽容一些，可以理解各个研究角度难以完全协调，难以完全兼顾，有时候顾此失彼，也可谅解。但我们总得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现在，文化研究的进口阶段应该暂告一段落，模仿和移植应该叫停。我们需要更有深度、更有高度、也更有中国独创性特色的成果。
王尧：已经经历了八十、九十年代，我们不能再过分地想象西方和迷信西方。
韩少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中国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那也是对西方文化以及其它文化最好的学习。
王尧：我注意到近年来，包括你在《暗示》当中，对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一些说法也是质疑的。
韩少功：《暗示》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弗洛伊德、哈贝马斯的某些看法持有异议，对虚无主义的符号学也是质疑的，对西方社会还有过一些批评性描写，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反西方“立场。正像我在《暗示》中对中国展开批评的时候，也并不是“反中国”。我不是在对世界文化做全面评价，也没有能力当这个裁判，因此在写作中常常只是记录和描述自己生活感受的某一个层面。我的的志趣不是做一个文化史家，如果我关心文化的话，只是文化有助于我了解人，了解一部分人。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从这一点出发，一般来说我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学者，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思想流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看法时，通常会提醒自己想得多一些，说得少一点，留有余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是一种我觉得应有的学习态度。
王尧：思想的空间是很大的。
韩少功：对人类的思考能力不能过于自信。有时候宁可缓一缓，看一看，再琢磨一下。人肯定都会说错话，但错话说得少一点是可能的。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韩少功文库》（十卷）、《暗示》等。
王尧，学者，现居苏州。主要著作有《迟到的批判》、《中国当代散文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