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
作者：韩少功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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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问题是谁“自由”了？在什么事情上“自由”了。
韩少功：我想，人类社会如果还有点出息的话，总有一天能找出办法来，来制度化地淘汰垃圾文化，包括限制媒体的权力化和资本化。最起码一点，一个正常的社会要确保一些主要媒体具有社会公共性，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所谓“信息爆炸”的传媒社会，有关法律和认识应该跟上来。不然的话，人们通过支付每一件商品里的广告成本养活了这些媒体，却听任这些媒体来谋算自己，来操纵自己，在变化莫测纷至沓来呼风唤雨的符号灌输之下任人摆布，甚至任人宰割。
王尧：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描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现实中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一些所谓的“真理”是用强势话语制造出来的，但不能反过来说强势话语就是真理的表达。我们需要揭穿生活中的假象，这样即使没有真理的引导，我们也能够把握住有价值的东西。
韩少功：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需要真情实感，需要健康的表达和交流。在符号的漩涡中，在文化生产的惊涛骇浪中，我们需要多多少少把握住一些值得信赖和为之感动的东西。这是文化的根本职责。
王尧：这又涉及到信仰的问题。史铁生对此有不少思考，我曾就此和他交谈过。他谈到终极关怀，谈到神性，谈到用精神来应对困境和苦难。
韩少功：铁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读他的作品是一篇都不放过。当然，我与他的思考各有侧重，生活经验的背景也不一样，他毕竟是在轮椅上度过来的，而我是从湖南到海南这样一个过程度过来的。据我所知，他这些年关心宗教，对基督教尤有兴趣。有些人看不到宗教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看不到宗教与科学在西方同源和共生的历史过程，把基督教或其它宗教当作“唯心主义”或“迷信”嗤之以鼻，完全是无知。这也不利于我们利用人类文化的传统资源，改进当前的社会管理和心理管理。但宗教也不是没有毛病，比方说有强烈救世情怀但也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排它性。我们都知道宗教法庭与宗教战争，还有基督教在北美、北爱尔兰造成的流血。铁生尊崇自由和爱愿，但我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爱一条小狗与爱一个邻居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光是信仰就不解决问题了。也许就需要一些形而下的思考了，比方说需要各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支持铁生的关切。如果没有自由和爱愿这样的灵魂，任何社会科学也都会成为没心没肺的邪说。现在很多理论生产正是铁生所担心的那样。
王尧：宗教与法制似乎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韩少功：在欧洲文化传统里，法制就是宗教的人间化，宗教就是法制的天国化。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可以体会出古希腊人那种追求公理的劲头。他们追求一种普遍和绝对的定规。这种定规用于心灵，就成了宗教；用于物质，就成了科学；用于社会，就成了法制。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经常把这种绝对和普遍的公理，称之为“法律”，也称之为“神律”，显示出他的公理化思维，一头连通着法制，另一头连通着宗教。宗教、科学、法制，是公理化思维这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瓜。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最喜欢用科学来反宗教。
韩少功：其实是不得要领的。英国的李约瑟说过，公理化大传统源于几何学，有古希腊人长于造船、航海以及造房子的知识背景。当时的几何学就是最讲求定规的，比如三角形的勾股定律，还不绝对地和普遍？岂能被怀疑？有些公理甚至无须从实践中归纳，可以依靠逻辑来演绎，比如数学中的虚数，在实践中没有，但就是有用；还有化学元素表，里面有些元素是超验的产物，先有方程式的推演，后来才被实践验证。这些公理还不“神”？这还不是“法”？欧洲人就是靠这些公理活过来的，因此习惯于信规则，讲规则，求规则，守规则，在中国人看来有点“认死理”，有点“一根筋”，其宗教、科学、法制都有共同的风格，其实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的领导人叫ruler，就是管尺子的人，管规则的人。相比之下，中国人最不“认死理”。《易》经就是讲变化的经，“易”就是变易。佛学到了中国成了禅宗，也放弃定规，所谓“法无定法”。孔子算是执着和刻板一点，但也说“权”是最高学问，“权”就是权变，辩证，灵活处事。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叫“掌权者”，是能够把握“权变”的人。中国人讲孝，但忠孝不能两全时，孝可以放弃。中国人讲忠，但皇帝犯了错误时，可以“格君心之非”，还可以像孟子那样把“弑君”正名为“除暴”。总之是不恪守什么定规，重结果不计较程序，重目的不拘泥手段。
王尧：中国人有古典辩证法的强大传统。
韩少功：一般来说，中国人最少教条主义，最少机械论，但体现在社会行为上，就是变通有余，规范不足，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德治大于法治。有时简直太没有规矩了，就像毛泽东自己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就是没有法制；“无天”，就是没有上帝，即没有宗教。我们现在推进法制建设，除了财政成本高昂是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就是没有“天”，没有足够的文化传统依托，没有全民性“认死理”、“一根筋”的习惯和氛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法制，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也需要从国情出发勇于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管理传统。
王尧：从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符号问题。九十年代，蔡翔对广告问题也有过研究，可惜他的那本《回答今天》没有受到重视。
韩少功：蔡翔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在八十年代后期，我记得吴亮也关注咖啡馆，剧场、博物馆等等，写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还有南帆，在研究服装、面容、身体、影视、广告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同样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关注。在那一段时期，可以看出罗兰·巴特在中国的影响。詹明信到中国来讲学以后，唐小兵翻译了那本讲稿小册子，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浪潮初现，也促进了很多中青年学者对一领域的关注。到九十年代中期，李陀、戴锦华、王晓明等学者在文化研究中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很多文化现象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里来考察，符号解读中有了更多现实批判的锋芒，似乎离罗兰·巴特已远而离福柯更近。
王尧：文化研究在大陆学界是方兴未艾，从事文学批评的许多学者在朝这方面转。在你看来，弊端在哪里？
韩少功：文化研究是一个大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在我看来，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广义的文化研究，但那是在所谓启蒙主义的框架里展开，所以就内容来说，是一味地“崇西贬中”；就学理方法来说，还是“宏大叙事”。《河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非是说西方的海洋文明如何好，中国的黄土文明如何糟。且不说这个结论对不对，这种眼界和方法显然是很有问题的。进入九十年代的中期，文化研究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艺术等各种角度。但文化研究有个共同特点，也许还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微观关注，一种细节追求，差不多是一种准文学。这在二十世纪各种宏大叙事严重受挫以后，是一种很自然的替代性学术策略。当然，这一来也可能遇到新的问题，比方有人把微观细节当成了象牙塔，当成了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了，不能在描述中展开思考，不能在碎片中建立关联，是以“琐碎叙事”代替“宏大叙事”，失去了改进社会和人生的公共关怀。有人说文化研究是“符号游击战”，这些人却把文化研究做成了“符号游乐场”，就事论事，没心没肺，虚无主义，还可能有巧克力味，是文化工业华丽包装的一部分。我知道一个年轻人在写博士论文，是服装研究，而且是关于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某一部分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做得倒是很专深，洋洋洒洒几百页，对细节不厌其详。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学问，也看不出他自己能明白这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