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知识迷宫里的冲撞：一份知识与时代的个人记忆
作者：李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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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另一种批判声音主要源自于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当中所说的“酱缸文化”以及龙应台的《野火集》与陆续的《野火集外集》。除此之外，对封闭教育体制的批判也是另一种批判观点，李筱峰与林玉体的文章，是当时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一，大致在那个年代，是普遍台湾学生想要挣脱“标准答案”找寻自我答案的开始。除此之外，大陆文学也在台湾掀起一阵热潮，当时主要是张贤亮、冯骥才一代的作品在台湾出版并引起台湾读者的关注。
另一种声音静悄悄地生根，但另一方面来看却也如同樱花花开落地一般为时短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之后，一批新的脸孔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并构造了这一阶段的文化生态。在纷扰的政治社会里，台湾新电影运动相对显得沉静，沉静并不意味着没有批判的声音。台湾新电影的运动者以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对现实生活与成长经验的关怀呈现银幕之际，引起传统习惯品评商业片影评人士的批判，“看不懂的电影”、“叫好不叫座”成了当时台湾新电影的代名词。台湾新电影运动者及支持者曾发表一篇宣言，但是多年之后，法国电影笔记为电影一百年所出版的一本书《电光幻影一百年》（这本书的中译本由远流出版社的电影馆出版）中曾简短地评价了台湾新电影运动，这段文字让人有些感慨，台湾新电影宣言发表之际，也正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结束之际。那样的感觉，大约就像侯孝贤日后《悲情城市》里樱花坠落的意像。不过，走过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之后，台湾电影后来有了新的发展。
这些大致是高中时期对台湾社会的一些印象，但初进法律系之际，尽管有些老师的理论精彩，但看到文言文夹杂的法律教科书、法院判决，都让我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另一种法律系封闭的感觉，来自台北的变化。
国民党迁台之后，一直是重北轻南。这样的政策之下，使得台北成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城市，然而，台北之所以成为一个城市似乎并不因她的繁华，而在她的多元变化。记得是初到台北那几年，许多事情开始发生，让台湾开始具有城市的意涵，而不只是大量移民前往工作，也不只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事实上，1980年代末期，台湾已结束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发生的事情太多，有点分不清时序先后。先是1990年的三月学运，为抗议国会长期不全面改选、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中正纪念堂成为学生的抗议所在，三月学运大概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与之后的民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连结。台北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社会运动众声喧哗的空间。1990年职业棒球开打，棒球在台湾的发展，是从日据时期开始，战后台湾棒球的发展，与民族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台湾三级棒球（少棒、青少棒与青棒）每年参加世界杯棒球赛之际，一定会有电视直播，半夜起床看比赛是一种共同的集体记忆。职业化之后，棒球场成为人山人海的宣泄空间，或许因为棒球运动在台湾发展尤其草根性，因此有人说棒球场像是街头运动的再现。
《中国时报》在那时也开始有了“开卷版”，每年会选出十大好书。记得1990年初期有几本标志当时城市气氛的书，一是詹宏志的《城市观察》、《城市人》等趋势观察的书，基本上从趋势与潮流讨论分众的文化现象，尽管詹宏志的作品有人批评学自日本的趋势学，但詹宏志的作品在当时仍算是新鲜的。即便十多年之后，詹宏志讨论如何行销台北的看法，在网络上被流传，他认为应以文化行销台北——台北有二十四小时的诚品书店、代表本土的牛肉面文化、国际化的永康街小吃等，作为出版人的詹宏志，其敏锐的观察颇有可供讨论之处。二是突然间冒出的关于后现代的书籍出版，其中，唐小兵所翻译的詹明信对后现代的看法成了畅销书。理论的需求往往与其尝试对现实的诠释有关，那时台北有一些不同的空间出现——例如诚品书店、敦化南路圆环附近标榜后现代建筑的咖啡馆等。
台大附近的唐山出版社也是一个重要据点，在那里除了可以买到一些翻版的原文书之外，《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岛屿边缘》、《当代》等杂志都可以在那里看得到，而且唐山也出版了许多另类的书籍，例如那时就有《战争机器》系列的书，如《新电影之死》等。
大众与另类的文化也在此时开展。流行音乐在1980年代原本就创造了一些出名的歌手，但是，这些出名的歌手其形象塑造与音乐形式，从日本翻版的不少。早期出名的就是模仿了松田圣子等著名日本青春玉女形象的歌星，之后，一批创作型歌手曾经开拓一片天空，但是，之后的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成为流行音乐一个新指针，一方面，她的歌词以城市女子的角度出发，扣合了当时开始出现的城市感，另一方面，流行音乐工作者有了新方向，翻版的情形开始陆续减少。台语流行歌曲大致也是如此，过去台语歌词总是不脱海边、港口、离别，而曲调形式也是直接仿自日本。林强的《向前走》专辑一反过去的悲情，以畅快的旋律唱出了年轻人到台北打拼的心情写照。另类音乐值得一提的是“抓狂歌”与水晶唱片，“抓狂”在台北的意思就是发疯，这个专辑以戏谑的方式唱出小人物的心声，颇为有趣。其中一位创作歌手陈明章后来成为活跃台语歌坛的制作人与歌手。水晶唱片专门制作发行另类音乐，犹记伍佰当年活跃于酒吧（现场演唱），但一开始并未被流行音乐所接受，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由水晶唱片发行。就音乐来说，1980年末期与1990年初期，大陆的音乐也曾吸引台湾的音乐迷，最受到重视的是崔健，他音乐的调性极切合当时台湾变动中的情境，事实上，即便迄今，我的朋友还有一些崔健迷。如果没记错，大陆流行音乐接下来流行的是来自北京的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至于摇滚乐则是唐朝、黑豹。
另外，那几年当中，大众消费行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改变，KTV与啤酒屋开始成为大众消费的空间。有一种说是，KTV是台湾将日本的卡拉OK转化之后的空间，属于台湾所自创的。至于啤酒屋，在台北安和路上处处可见，曾有一度移到稍微偏远的忠诚路，不过，不知何故，啤酒屋生命历程较短，但是爱喝也善喝的台湾人喝酒并没有因此而减少。PUB在那时候也开始更为大量而精致地出现，PUB在台湾的历史其实颇为长远，但不见得跟台湾（男）人有直接关系。PUB在台湾的出现与美军驻台的美国文化有关，就有点如同日本（男）人喜欢的台北中山北路的酒店（台湾的酒店指的是有女陪侍喝酒的地方）或是北投的温泉一样。在台湾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情形与在台美国、日本男人需求之下，于是产生了为谋生的情色行业的女性（印象中有些电视电影情节就是以此为主，身为长女的姐姐为了弟弟的学费，不惜出卖身体下海，但是却引起弟弟的不屑这一类的家庭悲情剧）。MTV也成为另一种观影空间，MTV其实有些像是KTV的空间结构，只是这个空间以观影为主。印象中最强烈的是，许多新的旧的电影在KTV都能找到，KTV也成为电影青年流连忘返的空间，只是，后来台湾经济逐渐富裕之后，美国开始追究版权问题，于是，只有1965年以前的片子可以放映，于是直接造成KTV的逐渐关闭。
也在那几年之中，产生了一个大约可以名之为文化报导的文体，《中国时报》则是这类文体主要产生的空间，而蔡珠儿是主要的撰稿者。这类文体有一种特色，就是行文深度介于学院与大众媒体之间，而且议题直指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记忆。印象中最深刻的一篇是在分析台北不同的两个老人群体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一个是台北龙山寺的老人，他们都是本省籍，政治立场上因为二二八事件等历史经验强烈反对国民党；而就在龙山寺附近有个开往荣民总医院的公车站牌，所谓的荣民，就是跟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他们之中许多晚景有些凄凉，不过，仍享受国民党的一些照顾，该文就在分析不同的老人群体的不同历史记忆乃至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