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知识迷宫里的冲撞：一份知识与时代的个人记忆
作者：李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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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不散，1997年我终于入伍当兵，部队分发之后，我在台东当兵；“过去的事不是忘了，只是想不起来。”台北有一个怀旧电台以这句话作为标榜，用一种怀旧情怀来说，当电台一播放起属于共同记忆的老歌时，确实会有一种自己日渐老去的沧桑感以及过去总是美好的生命感；但用另一种不那么温情主义的话来说，没有问题意识，过去的当然想不起来。在偏僻东部当兵时，专门想些军营之外的东西，放假时也会买一些书带回军营看。那时台湾出版界翻译了一些书，其中之一是探讨为什么日本经济始终一蹶不振？一种解释方式是回到文化的解释，那时我想到高中时期的《中国论坛》杂志，那时亚洲四小龙成功的原因也一直是西方尝试解释的现象，但是到最后，有些人发现无法以西方理论解释，于是以文化论或是威权政府作为解释。《中国论坛》当时是知识分子的论坛，1980年代期间也经常进行台湾与大陆知识分子的对谈，印象中几个专辑就曾经以长文追随文化论或威权论的解释模式进行讨论。
那时候，有点想起过去的问题，然后利用放假时到图书馆翻资料，看以前的人是怎么讨论的。想起东海社会系，以过去的社会系来说，东海社会系一直有“北台大，南东海”的架式，现今其实应该再加上清大社会人类学所。台大社会系一直人才辈出，不过东海社会系也不遑多让，东海一直有韦伯学派的传统，除此之外，也做台湾中小企业的研究，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王振寰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文章也引起重视，当时刚回到台湾的学者都以批判的角度来响应台湾经济奇迹是“大有为政府”的说法，那时主要是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王振寰的文章是代表之一，大约与此同时，吴乃德的文章也批判了许多学者以“自己喜欢的理论”来解释台湾的发展。王振寰另一篇引起重视的文章是重新检视韦伯正当性概念的概念并且进行修正，然后以美国政治学者Robert Dahl镇压成本／容忍成本的概念进行国民党之于两次政治事件的不同反应。
其实，东海是有很多故事的大学。东海与辅大都是教会学校，不过东海似乎更为开放一些，而且过去似乎有些人因为东海有外国老师，校风都较为自由的关系，放弃台北（甚至是台大）选择台中的东海。东海有它独特人文特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台湾文学重要前辈杨逵就住在附近名之为“东海花园”的地方，杨逵是台湾日据时期的作家，以《送报夫》、《鹅妈妈要出嫁》等短篇小说在日本以及台湾闻名，他的小说关注日本政权之下的弱势族群的尊严与处境，他在日据时期也加入农工组合等左翼组织，许多“文艺青年”也会到那里跟文学前辈聊天。
东海大学是中部的运动重镇，读研究所时，有一个大学在东海待过的朋友。他跟我说，平常都在地下电台待着，有一天，因为要考试不得已到学校，因为担心电台的机器被抄走，只有抱着机器到学校考试。他告诉我的话，大有共同回忆的感觉，原来北部与中部都一样。
当兵时，开始真正静下心来利用空闲读书和写作，在那样环境之下写作的感觉极像阿唐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他在上面想象我当兵的情境：“像是荷索的电影，几个士兵，在海边寂寥地过着……”。其实当兵也不那么无聊，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才去当兵，跟一般士兵都有年龄上的差距，而且这些士兵来自社会不同层面，有的是未来的老师，但也有杀人前科的，有点像是社会的缩影，跟这些不同的人一起半夜聊天喝酒是很愉快的经验。
当兵时，写了一本让出版社赔钱的文化评论集。这些文字之所以得以成型，有些跟那些士兵有关。举例来说，当兵时正逢日本偶像剧热潮，我和这些年轻士兵一样喜欢看日剧，但我却发现其中有世代差异。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会轻易发现，许多长辈都有日本名字，而且习惯上都以日本名字互称，而他们所喜欢或认同的日本文化产品是早期日本的家庭伦理剧、演歌、猪木与马场的摔角、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的武士剧，他们对日本年轻人所喜欢的日本偶像剧根本不感兴趣。而年轻人对这些日本早期文化产品也根本不感兴趣，甚至日本年轻人对此也兴趣缺缺，台湾年轻人喜欢的是日本偶像那种个性化的形象。
大陆很多人认为台湾还是很日本化，从结果来说，似乎是如此，但是不同世代所认同的日本却是完全不同的，这跟日本文化产品本身的转型应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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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之后，跟一些比较不错的大学同学碰面，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家从侯孝贤电影里那种叛逆少年转型到杨德昌电影中的都会人物，大学同学大部分都已在工作。
有一种感觉，那个激烈的年代已经过去，某些东西把过去的某些东西无情地吸纳了，并且成为现今正在运作的体制。例如那个年代有个夏夜，上万人睡在台湾最贵的忠孝东路四段上，因为大家要抗议财团炒作地价，导致一般人在台北买不起房子。财团，那个年代多么负面的字眼，但几年之后，工作的同学开始在讨论谁在哪个财团工作、待遇福利如何？大家都说，没办法，总要养家活口吧？
台湾有一句俗语：“读册（读书）、作兵（当兵）、娶某生子（娶妻生子）”。我比较好的一些大学同学许多按此人生公式进行，大学毕业之后就当兵找工作，当然很多也结婚了。记得在庆祝我退伍的同学聚会之后，一个人走路回家，灯光有些昏暗，有点像是小津安二郎电影结尾的镜头。我曾想到当兵时喜欢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结尾，“我在哪里？”一种既虚幻又真实的感觉，想找寻自我真实存在的感觉。
怀旧是起点，但没有问题意识的怀旧是虚幻。
我想过，我曾和阿堂一起在地下电台主持节目。但是相较政治性节目，我们的节目始终不叫好，直到确定节目要下档，才有一些人Call－in近来表示喜欢文化的节目。为什么台湾社会对文化始终漠视？或者说，我们并非名牌所以没有听众？为什么地下电台面对商业化就没办法跨过关卡？资金与专业，听来很简单的东西，他是如何影响了电台的经营？过去，台湾有一句话，叫作“民意如流水”，那既有地下电台的阅听人却又为何很快地转向呢？
在我退伍那几年，科技新贵一词突然成为时髦的语汇，新竹科学园区更是被视为圣地。新竹科学园区在1980年初期完成，而且初期成绩不佳，我在那个园区被称为贵族学校的地方完成高中学业，对那里的生态还算熟悉，之后很多朋友在那里担任工程师之类的工作。但为什么我的朋友告诉我，那里其实像一个大工厂，每天你得很早起床上班，然后花很多时间加班；也有人告诉我，虽然大家把台湾高科技能力捧得过高，其实，他们只是像另一个廉价的加工区一样；但也有与园区大老板熟悉的记者朋友告诉我，谁又赚了多少钱（他们说钱的单位是代表“全球化”的美金）。我的朋友如此辛苦，而为什么媒体始终把科技当作一种最时髦最紧随国际时尚如同米兰的时装展览一般？
总有很多东西不明白。
有大陆朋友问我，台湾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是如何发展的？从学院的角度可以说，那其实包含某一种偶然成分，当时，一些在国外学成归国的学者恰好躬逢其盛，他（她）们之中部分在国外攻读在台湾尚属于边缘位置的学科，激荡的年代里让他们所攻读的学科有发挥的余地。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不正提供许多的问题意识吗？
正因为有这些问题意识，许多学生投入于这些领域，也正因为这些问题意识，我想换个场域作比较研究，2000年初访大陆之际，酷热的北京让我下了这个决定。
李政亮，博士生，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太平洋滨阳光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