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知识迷宫里的冲撞：一份知识与时代的个人记忆
作者：李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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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台湾的有线电视与广播电台也开始挑战台湾既有禁忌的天空，因为住学校宿舍，有线电视的出现感受并没有特别深。倒是之后出现的地下广播电台，已有自己参与的份（那时我已是研究生），因为地下电台其实也为数众多，如果从时间来算，假设深夜不播放，从清晨到深夜也需要很多人帮忙主持，于是学生就是很好的对象，记得第一次去电台，电台是在一个简陋的巷子里，是个早上到中午的节目，带着几瓶啤酒和两三个朋友就进去录音间主持了。地下电台的录音间是很简陋的，正要进去之前，前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群正好出来，他们没带酒可是有槟榔，我们有酒没槟榔，一群人以相互羡慕的眼神看了一眼之后，有点大家都是兄弟的感觉。其实，地下之所以为地下，并不因为只是地下电台是违法的，还包括主持的人都是非专业的，没有字正腔圆的腔调，甚至主题也是地下的，都是跟官方或者说主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为模式也是一样，穿拖鞋、嚼槟榔长期是学校教育中低下人的形象，可是我们乐于如此，一种反叛的快感；事实上，这种吃槟榔低下的形象也是长期省籍歧视之下的结果。地下电台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特殊时刻的产物，在媒体天空尚未完全解放之际，因为还带有禁忌的关系，所以能够吸引特定族群，然而，在之后媒体空间几乎完全开放之后，一向没有广告的地下电台马上面临一个抉择，是要坚持没有商业色彩的社会运动精神？还是商业化？据自己的观察，选择商业化的地下电台消逝得极快，因为欠缺资金和传播技术的专业化限制。
面对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众多现象，自己似乎很难在严谨的法律系课程里好好专心读书，想到法律人的宿命——律师与司法官考试，担心自己的生命耗费在各种繁杂的学说理论当中。依旧是现实问题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在法律系找不到答案，于是转向政治系。辅大很有意思，因为辅大是天主教学校，基于宗教不干预政治原则，辅大因此没有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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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政治系于是成为一个新的天空，大三大四那段时间经常从辅大跑到台大旁听。当时台大政治系的年轻老师其实不多，这或许与政治系“政治”这个敏感的词汇有关。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鼓励台湾子弟攻读医学与法律，因为这两个学科都可以帮助台湾子弟一方面有好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防止台湾人对政治有兴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系也有着浓厚的控制色彩，这些因素导致政治系长期以来有一种无形的保守气氛。朱云汉与陈思贤大概是例外，这两位老师同样毕业于美国名校。朱云汉专攻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尽管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智囊，但他的治学严谨、心胸开阔，仍赢得学生的尊重。朱云汉经常在主流媒体发表对时政的建议，与过去的社论不同的是，他文章当中的形容词不多，这与过去“团结”、“安定”之类的抽象语汇的社会截然不同；朱云汉的文章经常以新的概念作为分析基础，例如1990年代初期他便透过总统制／内阁制在其它地方的具体分析，指出台湾应该走向得以整合政治经济资源的内阁制（加上统合主义），跨朝野对立。读朱云汉的社论，犹如上了一堂理论与实际兼具的政治课。
陈思贤的专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过去，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两门课对政治系学生来说，属于一种类似国父思想、三民主义之类的课程，反正考前背一背，老师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营养又好过关。陈思贤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确实打开了台湾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道门窗，他的课经常爆满。印象深刻的是，记得一个阴冷的雨天没有占到座位，只有站在门口听课，那堂课陈说得挺精彩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其实有一个重要企图，过去的政治体制都宣告失败，马基维利尝试超越过去历史失败的模式，建立一个新的尝试……。他的论述特色是将不同政治思想家的看法还原历史脉络，并进而进行概念比较，他初期的作品都发表在《台大政治学论丛》。在陈思贤之后，也有优秀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老师回到台湾，例如同是耶鲁大学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萧高彦与江宜桦。
在台湾，一般身心健康的男性都要当兵，但如果一直保持求学状态的话，可以以在学证明延缓当兵。虽然大四那年都在台大政治系听课，往返辅大与台大法学院之间，但我还是故意平均差一分落榜。当兵对那时的男性大学毕业生来说，确实会让人陷入苦恼，台湾政治社会正在转型期当中，这么珍贵的历史时刻，难道自己要面对那么僵硬而封闭的体制吗？
于是我故意选了大四的一门必修课，那门课是国际公法，老师是当时工党主席王义雄，王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对学生甚好（有点超越温情主义的好）。我担心不去考试还让我过关，还特别打了一通电话跟他说明我的抉择。
这样的人在我们班上还不少，而我们班被法律系同级班别戏称为“博士班”，因为我们班有人放弃法律的不少，有人要考中文研究所、有人想考社会学研究所、有人想考政治学研究所……。
那时，跟一位要考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所的同学不错，大家平常就一起看电影之类的，考研究所前也不时串门聊天。记得那时候，他所读的书印象中有《迈向后美丽岛的民间社会》（杭之）、《岛屿边缘》等，当然也包括古典社会学三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书，只是，杭之的《迈向后美丽岛的民间社会》成为考试必读书目让我觉得新鲜。而据后来想进攻清华但铩羽而归的同学告诉我清华出的题目都是足供自由发挥的实例题，清华的考题是想了解学生活用社会学概念的能力而不是追求传统的标准答案。
那时的清华，是一个新的活力的来源，也是一个有趣议题的来源。科学研究的傅大为跟文化研究的陈光兴都在新竹清华，他们一起在自立报系写些新的东西，所谓的新，是指当时反党国体制的论述主流，主要集中在以理论攻击党国体制，例如台大经济系教授陈师孟等人合著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陈明通的地方派系研究等。但陈光兴与傅大为的论述在当时统独争议，主要集中在以政治力与论述对抗党国体制的年代里，提供了另一种声音。陈光兴在当时曾引发一件引起知识界普遍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A片事件”。那时的清华校园显得很另类的一点在于，当台大精英（当然包括其它学校如东海、辅大，台湾学运圈有派别之分，经过三月学运之后，台大成为一派、其它学校又共组一派）集中在对抗党国体制之际，清华老师与学生则集中在其它面向的反抗，记得就在“A片事件”前后，清华大学因为无学分但是必修的劳动打扫课程，于是一张大字报贴出了“抗议清华帝国”之类的口号。除了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那个年代被带进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体研究，媒体研究的推动者主要是政治大学新闻系的冯建三，他也与傅大为、陈光兴等人在自立报系等“战斗场域”发挥战斗力。此外，他也翻译了如《文化帝国主义》（该书大陆也有译本，但未注明译者姓名）等诸多媒体研究的重要作品，著作也颇为丰富。冯建三对于文化研究领域在台湾逐渐兴起的一段谈话，极为深刻，他认为文化研究兴起或许是因为社会现势（social being）所产生的政治经济议题让人产生尝试去回答找寻答案的动机。事实上，不仅文化研究如此，对于科学研究或是媒体研究也是如此，尤其对年轻学子来说，许多人因此投入这些领域，为这些领域进行深化的工作。
尽管知道一些新鲜的东西出现，但我还是照自己既有的路线走，我还是关心如何对抗党国体制，因为担心兵役问题，我决定隔年报考相对比较好考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我想找以研究台湾地方派系闻名的陈明通当我的老师。在行动上，当时“理想青年”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对政治有兴趣就该去干两种事，一是当立法院助理，因为有权力向行政院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对党国体制有更多的了解；二是当记者，因为可以了解更多的政治黑幕。总而言之，就是可以透过实际操作，超越理论地认识党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