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知识迷宫里的冲撞：一份知识与时代的个人记忆
作者：李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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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助理工作。边读书边工作几个月之后，正逢乡镇市长选举，我老板希望我去帮他的朋友助选，负责的是文宣工作。当然，每个候选人都希望有最成熟善战的班底，文宣工作当然不可能只放在我这个初出茅庐小子的身上，于是他们找来郑文堂。就在那时，郑文堂（我们都叫阿堂）出现，也在那时候开始，跟阿堂开始了仍在持续当中的将近十年的友谊。阿堂是“绿色小组”出身的，他放弃了外商广告公司的优渥工作，只因为看到1980年代频频发生的煤矿灾难，决定放弃每天早晨起来喝咖啡吃吐司面包那种所谓稳定的的日子，借了摄影机开始了他以镜头观察社会的日子。他拍了台湾第一部关于工人罢工的纪录片——《用方向盘写历史》，也因为一直参与劳工运动，延缓了他真正拍电影的机会，不过，也因此他有更多透过镜头观察台湾社会变化的机会。他后来成了台湾最老的新锐导演（这是一个戏称），2002年，他终于光芒绽放，以《梦幻部落》得到威尼斯影展国际影评人周最佳电影之誉，而且还被誉为“今年度最好看的电影”。
那个选举因为候选人太晚起步失败了，但我幸好进入台大“三民主义研究所”，暂时免于军队体制之苦。这个研究所很有意思，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三民主义已经没有什么人研究了，而且这个所基本上也不干这个事情，这个研究所之所以吸引很多年轻人报考。只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台湾学术界部分人所倡议的“科际整合”，也就是横跨既有学术领域的研究。而从学术与权力之间的辩证来看，这个研究所也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案例，既然他标榜科际整合却又不愿意自我标榜是研究三民主义的，因此，改名势在必行，但是改什么名字呢？有教授主张亚太所，更有人主张其它名称，但是投票过程却面临阻力，为什么？少数依靠三民主义为生的老教授该当为何？尽管他们也愿意改名，但在改名会影响既有生计的情况之下，他们选择抗拒改革。学术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听来抽象，不过，确实又具体而微。
进入研究所之后，我开始为自己硕士论文进行思考，1990年代，台湾研究基本上分成两个层面，一种是时间点其实是要摆在当今的研究，一种是遥指日据时期的研究，这两个层面各有不同故事可说。就前一部分来说，1980年代中期除了一些有批判力的学者归国之外，一些学运世代的学生也展现功力（学运世代的出路是很两极的，一极是立志从根做起，以投入基层选举改变政治生态为职志，另一级则是继续读书深造，当然，有一些人不选择亮眼的社会角色，而选择记者、编辑等工作持续扮演一种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当时，地方派系研究是一门台湾研究的显学。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必须追溯到吴乃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开启了台湾地方派系的研究，吴乃德透过几组不同统治方式分析为什么国民党采取恩赐／依持主义来统治台湾？最重要的一点是统治成本最低，特别是对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的国民党来说。吴乃德论文的重要性在于之后的延续，例如吴乃德与陈明通在中央研究院所发表的《政权转移和精英流动：台湾地方政治精英的历史形成》，而陈明通与朱云汉所发表的《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地方派系与省议员选举：一项省议员背景资料的分析》更是成为派系研究的经典之作，这篇文章分析了国民党如何透过垄断性经济利益的给予，得以跟地方派系构筑恩赐／依持关系。威权依持理论是地方派系研究的关键理论，而地方派系成型之后，更是开启了年轻学子对地方派系的研究。保守估计，在此之后，以台湾地方派系为题的硕士论文至少有三十篇以上。事实上，陈明通与朱云汉同为胡佛弟子，胡佛主持了一个关于台湾选举的中心，每年广泛地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这些实证资料，陈明通与朱云汉发展出“威权依持主义”的本土理论。胡佛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美丽岛事件发生之际，胡佛跟被逮捕的人似无渊源，但他上书蒋经国并愿以死谏的方式让这些被逮捕者免于一死，胡佛的做法赢得知识界的高度尊重。胡佛有三大弟子，俗称“佛门子弟”——朱云汉、陈明通与游盈隆。游盈隆对台湾学术的贡献在于以从美国带回的民意调查的方法论，分析台湾选民的投票意向。继地方派系研究之后，政治学另一个兴起的研究领域是选举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的族群、性别的投票倾向与政党认同。
地方派系研究像是一个观察台湾政治问题的起点，因为之后，有些学者的著作就是以此为起点出发的，例如台大社会系的陈东升所写的《金权城市》与王振寰的《谁统治台湾》两本书，这两本书各有不同论述，但其中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延续地方派系的理论，进一步分析地方派系的权力运作与城市空间形成之间的关联。空间之所以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台大城乡所特别是夏铸九功不可没，夏铸九不仅翻译介绍了Manuel Castells的理论（夏铸九等翻译的《网络社会的崛起》等书大陆也有译本），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台湾空间的型构。更重要的是这套分析方式不仅于学院内的倡议，台大城乡所的学生也以理论与行动并进著称，而城乡所学生的论文选题也相当活泼，例如分析李登辉如何透过“社区总体营造”进行民粹动员等。
至于1980年代崛起的学运世代，其中有些人的论文集之后的学术表现是值得注意的。有几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是林佳龙，他的传奇第一个是以比台大政治系最低录取分高一百分的成绩进入台大政治系，他在胡佛与朱云汉的指导下，完成关于民进党支持群众之研究的硕士论文，之后，他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拜师于Linz门下，Linz以研究民主转型著名，林佳龙的博士论文也是以台湾民主化过程为主题。林佳龙的文章特色是巨细靡遗，为了一个论证可以列举相当多的具体例证。另一个人是郭正亮，郭正亮在《南方》杂志时期便以江迅的笔名为文为民间社会大声疾呼而崭露头角，而他的硕士论文《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转化》更是广被引注，记得在台大读书时，想要借阅他的论文并不容易，因为借阅率颇高，借来之后已是一本被翻阅得纸张都已有些破烂的论文。郭正亮的求学路有些不同，他原本是台大机械系的学生，之后转到社会系。之后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并专攻比较政治，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台湾国民党、日本自民党以及意大利基民党三个举世闻名的金权政党的比较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在方法论上直接批判日前过世的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然后以历史／结构的面向进行分析，在台湾社会学界还是以结构功能为主流的年代里，他的作法引起很多人的议论与佩服。
同一世代的杰出人物还包括吴介民、范云、吴人等，吴介民的硕士论文以资源动员理论分析时台湾的社会理论，吴介民日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因为对电影感兴趣，还曾经旁听了电影课程，他曾于1990年代初期到大陆以纪录片形式拍摄广东的盲流。范云，曾被台湾媒体称为三月学运的指针性人物，之后也到耶鲁攻读社会学博士，专攻社会学。吴人则在芝加哥大学，他以杰出的文笔翻译了《想象的共同体》。大陆最近出现的译本，就是吴人所翻译的。
至于当时的日据时期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研究之所以得以成型，台大是一个重要的空间。因为日据时期，台湾大学就是台北帝国大学，就连校园设计也很日化。记得有一次看东京大学校园的相片，竟跟台大有很大的类似（其实该说台大像东大）。在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期当中，一股力量是本土化力量，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发现过去的台湾，成为当时知识界的课题之一，过去的台湾历史长期属于禁忌，直到威权政体逐渐弱化之际，当时，人间出版社的几本书都成为经典，《人间》书系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从左派的政治经济学诠释台湾的历史，其中比较引起注意的是涂照彦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下的台湾》，另外，1930年代日本右翼当道之际，当时以人道主义立场、东京帝大校长矢内原忠雄所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也几乎是必读之书。至于战后世代的台湾研究，也在1980年代慢慢崛起，例如周婉瑶的关于日据时期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硕士论文，开启了一道门窗，之后还有博士论文修改之后出版的《台湾文化协会沧桑》。对台大人来说，台大有更好研究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台大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那时候，“台湾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开始自愿担任整理的工作，为在台大法学院图书馆地下室尘封已久的日据时期书籍作整理，陈俐甫是一个新生代日据时期研究的代表之一，他日后曾到日本攻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