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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活佛家族忆旧（１９６６—２００３）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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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母亲被他们从家里带走关在居委会里，父亲还是关在家里。除了两间小屋，其他房子都被封了，但钥匙都在居委会的人手里，一到晚上他们就来拿东西，我们碰见过好多次可也没办法，想着只要人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东西你们要搬就搬吧，无所谓了。记得在批斗我父亲的人里面有个叫扎西的马车夫，“文革”期间是卫东居委会副主任，他在抄我们家时，不仅抢走了衣物和珠宝，还抢走了政府在“赎买”中发给我父亲的存折，当时我找到他要求他把存折归还，并毫不退让地说这存折又不是“四旧”，如果不归还就要上告，哪怕告到北京也要告，这人才将已取走了二百元的存折还给了我。
那时候，我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很小，我除了劳动还要给父母和弟妹们做饭。母亲是见不到的，只能把饭送到门口，让只有三岁的妹妹端进去。我母亲被关了将近半年，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听说被整得很惨。1967年年初，有人带话来说我母亲疯了，叫家里人去接，我赶去一看，见妈妈已经疯得一塌糊涂，只好把她捆在架子车上拉回家。其实主要是看守她的那些人捆的，捆得身上到处是伤，父亲以为是我做下的事情，非常生气。我母亲的病在人民医院用针灸治疗了一段时间有所好转，但当时看病很困难，病历的封面上写着“反动农奴主”，每次去看病心里都受尽屈辱。又没有钱，父亲的工资停发了，只好把家里剩下的东西给变卖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手表，“欧米茄”，卖给一个尼泊尔商人只得了一百多元。
在居委会接受改造的那段时间，我被编在“六类分子子女”小组里。这“六类分子”是从当时的“公安六条”里除了“地、富、反、坏、右”再加一个“走资派”这么来的。一共有三个被管制的组，除了我在的那个组，还有一个是“牛鬼蛇神”组，都是一些过去的统战对象，包括我父亲，现在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烈郎杰等三四十个人；另一个是“社会上的领代分子”组，主要指的是1959年参加“叛乱”的领主和领主代理人及其配偶等。白天劳动，什么活都要干，包括给居委会的头头搬家。晚上开会，先是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后自己交代问题。
有一天晚上，组长来叫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带着被子和食物去集合，也不说干什么，反正当时什么事情都不说清楚的，要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我找了一个破箱子装了些东西一大早赶去了，看见有十几辆军车上坐满了人，我上了其中一辆，也不知道要上哪里就被带走了。我心里很茫然。结果一家伙给带到了林芝，又从林芝县下去经过米瑞乡过了当谅渡口。这里我倒不陌生，因为这儿有我父亲的寺院——德木寺，过去我来过，但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最后我们被放在一个山沟沟里面，原来是要我们在这里修公路。这里是米林县。我们要修的是一条从羌那到米林的国防公路，附近有驻军。在一起修公路的人有三百多，领头的当然是积极分子。在修路的五个多月里，我心里反倒轻松多了，尽管生活艰难，每天只有六毛钱，买了糌粑和一斤半的酥油就所剩无几了，但比起拉萨的日子好过多了，我指的是精神上。因为我会说汉语，就让我给经常要打交道的部队当翻译，后来熟悉了，每次去山上挖野菜的时候，一般都有两个解放军跟着，因为山的那边是印度，得提防有人叛逃越境，我去的话就没人跟了，有时候还可以偷个懒，被他们叫上聊天，吸上几支那些军官的烟。既然是“通司”（藏语，翻译）了，也不挨斗了，那还真是一段好日子。但修路结束返回拉萨又是老样子了：劳动，学习，挨斗，天天如此。
就在这时，在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1967年7月，我从米林回来的当天，一进家门，看见父亲戴着帆布手套正在烧火，觉得冷飕飕的，周围有一种非常凄惨的感觉。父亲看了我一眼说，儿子回来啦，是件好事，值得高兴，可是啊，有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妈妈已经去世了，你有什么愿望，要祈祷什么，你妈妈的遗物在屋里，你去拜一拜吧。我一听简直不肯相信是真，冲进屋里一看，见桌上放着妈妈天葬后留下的“人黄”。妈妈果然死了。我起先是气愤，紧接着特别伤心，头脑全部空白，顿时就神志不清了三四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话也不说，也没有眼泪，整个人成了一个呆子，等到清醒过来就乱发脾气。那一段居委会也不叫我去改造了，可能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了。
不久我父亲大病了一场。两年前，在拉萨举行抗议美国侵占巴拿马运河什么的大游行时，他去参加游行，摔了一跤，昏倒了，抬回家检查是高血压，180/220，不过慢慢治好了。可这次是220/260，医院都说他不行了，但想不到第二天他醒过来了。我母亲也是高血压。后来听父亲讲，我去修公路时，妈妈的疯病本来已经好转，不再乱跳乱叫了，有时候还比较清醒，但又被居委会拉去斗了两次，结果病情又加重了。有一天厨房的灶上烧着一锅开水，妈妈见水开了，急着去看，刚走进厨房就摔倒了，头也破了，流了很多血，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才四十八岁。
不久拉萨的武斗开始了。我因为粮户关系在学校，每个月需要去学校买粮食，一路上都得从正在武斗的两派中躲躲闪闪地穿过去。其实粮食根本不够，但只要保证生病的爸爸有饭吃就行了。我们常常挨饿，有时就把包裹酥油的皮子煮来充饥，那皮子都是牦牛肚或者羊肚做的，用水洗一洗，煮上几遍，吃着还挺香。不过也有好心人偷偷地送些食物、煤油等东西。这些人里面有过去给我父亲当过佣人的，有些是他的朋友，有些是崇拜他的信徒，因为他毕竟是在宗教界里威望很高的大活佛。其中就有我父亲原来的司机，是一个青海的汉族，叫马毅烽，他娶了一个藏族女人，生了不少女孩，都给取了藏族名。他有时送酥油，有时送肉，通过一个叫降央的喇嘛捎口信，当我们在街上或别的什么地方遇见了，在擦肩而过时悄悄地说，龙王潭从东边或西边数的第几棵树下面有一瓶煤油，第几棵树下面有一坨酥油。多数时候是藏在那里，也有放在小摊上或者卖锅魁的小店里，我们去拿就是。也有的是直接送到院子里，不过是把东西放在藏袍里，从大门进来时背着手在院子里转一圈，看看有无监视的人，若没有什么情况，就朝我们的窗户瞥一眼，然后把东西放在一块石头下面或厕所旁边。如果有人看着，就给我使个眼神，他先走一步，我远远地跟着，一直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把东西交给我。
有一次我去拉中买粮食，因为卖粮食的那个刘管理员是“造总”的，得去“造总”的总部才能找到他。“造总”的总部在过去的“尧西公馆”，也就是达赖喇嘛的家族居住的大宅院。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可他正忙着写大字报不理睬我，我只好回去。在走到新华路也就是今天的朵森格路路口，看见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农牧民司令部（属于“大联指”一派）的副司令益西带着一帮人站在那里。他们都拿着枪，一下子围住我厉声盘问，听说我去“造总”总部这还了得，一口咬定我是给“造总”送信去了，不由分说朝我就是一顿痛打，直把我打昏过去。当我醒来后只觉得口渴得很，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那梦里我好像一直在走路，不停地走，又渴又饿。用“阿嘎”土铺的地面很凉，让我发抖。我睁开眼打量四周，原来是在一间很大的黑咕隆咚的房子里，有几个男男女女也跟我一样被关在这里，其中一个女人是我家的亲戚，她跑过来对我说，你终于醒过来了。然后用一个搪瓷大碗盛满了水给我喝，我一口气就喝完了。这是什么地方？我问她。她说这是尧西平康的房子。尧西平康也是一个大贵族，是十一世达赖喇嘛的亲戚。
就在这房子里，我被关了一个多月。白天我们还是得出去劳动，用马车去次觉林拉“阿嘎”土，但没有马，是让我们来当马，那马车上还坐着一个端枪的人，时不时地吆喝两声，用枪托朝身上捅一下。一到晚上我们就得轮流挨批斗，让我们交代的问题很多都根本不着边际。我的手臂被用浸过水的麻绳捆着绑在身后，时间一长，麻绳干了，那胳膊疼的不得了。记得有一次斗我，一个叫晋美的据说先是“造总”，这时是“大联指”，他对我又是骂又是打，突然间，他的两根手指一下子朝我的眼睛捅过来，我心里一惊，想这下我的眼睛要完了，就往这人身上扑了过去。反正完蛋就完蛋，眼睛都要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在这时，造反派堆里一个铁匠的儿子猛地拉了我一把，把我拉到他的身上，这场灾难就幸免了。当然那个晋美很生气，说我是在“反扑”，使劲踢我。我说我不是“反扑”，只是站不住摔倒了。说着说着我实在受不了，就索性向台下批斗的人群冲过去了，有两个“大联指”的人一把抓住我，把我押到另一个房间里，我以为他们还要折磨我，但没想到这两人开始给我松绑，可麻绳解开了，我的两只手还绞在一起放不下来，他俩想要硬扳开来，我却疼得不行，于是他俩就替我搓手，一直搓了很长时间，手才很不容易地放下来了。唉，想起这些事情真的是很恐怖，这时候我才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