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西藏活佛家族忆旧（１９６６—２００３）
作者：佚名
字体： 【大 中 小】
我一直想找机会逃回家，在一次放电影叫我们去取机器和胶片时，趁着戒备很松，装着去解手，从厕所的矮墙翻出去，再跳到隔壁的房顶上和围墙上，就这么逃脱了。可我又不敢径直回家，怕他们跟着找来，就在冲赛康的一个甜茶馆里躲了几个小时，当然身上没钱喝甜茶，不过老规矩是可以在墙上划个记号表示赊帐的，我就划了一个记号。那老板也认得我，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居委会的，他也不怎么了解我的情况就没说什么。直到天快黑了，我才溜回家里，一到家发现父亲病得相当厉害，不省人事，他的一个曾经在下密院给他当过佣人的喇嘛正在给他熏药香，看见我简直是悲喜交加。我呆呆地站着发愣，哭也哭不出来，好半天才抓住父亲的手使劲地搓，搓了一会儿父亲醒过来了，看着我说，哦，儿子回来了。从这以后，父亲又慢慢地好转了。
因为我们住的这一片当时是被“造总”下面的一个“造反公社”组织控制着的，所以“大联指”的治保会也没人来抓逃跑的我。我说过，这会儿正是两派武斗的时候，“大联指”安了一个高音喇叭，“造总”也在我们家附近丹杰林寺的楼上安了一个高音喇叭，声音很大，每天都是毛主席语录、“造总”歌曲，我们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说来好玩，有一次喇叭里刚刚铿锵有力地念了一句“最高指示”，突然声音变调了，慌里慌张地喊道：“五二三开枪了”。这“五二三”指的是“大联指”下面以话剧团为主的文艺组织。可能是又一场武斗爆发了。不久我和跟我一样的“六类分子”又被交到“造总”手里，我的左耳就是那次被“造总”的一个小头目打成半聋的。虽然两派之间武斗不断，我们这些人则在两派之间转来转去地挨斗、劳动，没什么两样，直到革委会成立以后才有所放松。
“三大领主”里面也有很多浑蛋。把我母亲逼疯的，就是我母亲一个表哥的儿子。他是拉萨中学的老师，叫单增。“文革”开始时，他因为成份不好也是“牛鬼蛇神”，但他表现很积极，就当了“牛鬼蛇神”组的组长。我妈妈也在这个组里，但他对我妈妈很不好。有一次劳动去掏粪，他使劲地扔很多粪往我妈妈的背篓里，我妈妈背不动，说这样太重了，少点儿吧，结果他转身就从厕所里拖出一块又脏又臭的破布，一把塞到我妈妈嘴里。我妈妈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受了很大的刺激。
这人的老婆也是个极端分子，也争着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说起他们，直到现在我也不可理解。这两个人对我们家是特别地狠，比那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翻身农奴还要狠得多，是为了划清界线吗？当时的“牛鬼蛇神”里面没有不恨他的，因为都被他整得很凶。尤其是他们对我妈妈做那样的事情，让我特别记恨。有次在丹杰林寺一个放盐巴的仓库（过去是“几吉拉康”，也就是大威德金刚殿）附近，“牛鬼蛇神”们在那里修围墙，休息时，多数人坐在东边晒太阳，就这两口子靠着西边的墙上吸鼻烟，突然墙倒了，把他俩的腿砸伤了，但没死。我听说后还问父亲，他俩怎么没死呢？
我在当时真的很恨他们。有一次在街上碰见我们居委会治保主任的儿子，他是农牧民司令部的通讯员，跟我还算熟悉。他手里提着一个袋子说有蚕豆让我吃，我抓豆时劲用大了，袋子一松，蚕豆撒了一地，跟着滚出一个铝制手雷，我一把抓在手里。那人抢不过去就叮嘱我说，不要杀人。我说我不会杀好人。其实我心里已经想好了，要杀那家人。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我很早起来，把手雷的销子拔掉，按住上面的一个扣，揣在裤兜里，去了他们家。进门一看，那一家人都还睡着，那情景，唉，惨得很，屋子里到处是灰尘，脏得一塌糊涂。灶台上有个锅，锅里的水上漂着尘土，好像很久都没有开过伙似的。一家四五个人全睡在地上，几个孩子那可怜样子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我心里发酸，就掉头回去了，把手雷上的销子也重新插上了。到家后，父亲问我一大早干什么去了，我本不想告诉他，可他看见我裤兜里鼓鼓囊囊的，就让我拿出来，见是手雷非常吃惊。我就说我是想去炸单增一家的，但见到他家那样就算了。父亲说你幸好没炸，不然咱们都完了，不能做这种事。然后让我把手雷给还了。我记得父亲还说了这么一句，你不要急，恶有恶报，很快会有的，你看着吧。
1969年年底，我们准备下乡当知青，一天早上仁布活佛跑来拿东西，说要把尸体裹起来拉到流沙河里去埋。一问原来是单增一家出事了。原来拉中要“清理阶级队伍”，据说过去的“三反分子”、“右派”、“领代分子”等等都要被重新清理，单增也被再次抓起来准备批斗。肯定是出于恐惧和绝望，在批斗会的前一天夜里他逃跑回家，还掉了一只鞋子在学校里。他用一把折叠水果刀把老婆和三个女儿都杀死了，然后自己自杀了。我去看了。那血溅得到处都是，相当可怕。单增还有一个女儿，在一个军人家里当保姆所以幸免，听说如今在仓宫寺当尼姑。
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说了这事，还说他家里只剩下了一个女儿。父亲直叹息，说，米拉日巴当年用咒语下冰雹，把害他一家的叔叔和姑姑全家打死的时候，不是也留下了一个人吗？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证实这样的事情，那么世人是不会相信因果报应的。必须要有人来证明这样的事情，人世间才会有人相信因果报应。一旦人们相信了因果报应，作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信佛也是因为这些真实的事情，不由我不信。当然，因果报应确实存在，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怎么运行又怎么体现的呢？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丹杰林寺里我父亲的护法神“孜麻热”在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对我母亲实在是太狠毒了。
1968年年初，我到一个建筑队当木匠去了。我当了差不多两年的木匠。先是当“钉子木匠”，就是爬到屋架房梁上钉钉子，后来还干过家具活。1969年年初，设在拉中的军宣队到居委会来叫我回学校，说是给我平反了，让我下乡当知青。可我返回学校却又没动静，只好回家，不久跑到一个叫作绕莫岗的村子里做农具去了。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很受农民的欢迎。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二毛钱，还管吃管住。有一个长得不太漂亮的女孩喜欢上了我，经常追我，她的母亲也有此意。我只好想法躲她。她对我非常好，经常给我送点儿酥油、奶渣，实际上她家很穷，母女两人只有两头牦牛。有一次还叫我去她家做床，那木头全是又细又圆的撑子木，这怎么做嘛？只好想法拼凑在一块儿，三天就做好了。那天她们想留我在她们家里过夜，我惊恐地溜走了，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愧疚。过了望果节后我要回拉萨，因为村子里要我干活的人家里不是都能付得起钱的，所以有的给青稞，有的给牛粪，给什么的都有，我就雇了三四头毛驴驮上东西回去了。
9月份，军宣队又来叫我去下乡，我不怎么想当知青，还想当木匠到绕莫岗一带晃，那里很自由，开会也不叫我，于是就没报第一批，可终究还是躲不过去。一个姓江的老师好意对我说，你下乡吧，形势肯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将来你会有一个工作的，不会太久。这样在他的动员下我就报了第二批，想不到下乡的地点就在城关区纳金乡，当时叫东风办事处，离拉萨不远。但其中有两个高班的女生被分到色拉寺下面的扎其村，她俩不愿意去，理由是那里有很多过去的藏兵和还俗的僧人，担心不安全，那我就说咱们换吧，于是我和一个男同学去了这个离拉萨更近的村子，当时叫作先锋公社第四生产队。
村子里的老百姓对我们非常好，把过去色拉寺的一个“堪布”（藏语，寺院高僧）住的房子给了我们，还给我们最高的工分——八分，这比起很多只有四五分的同学简直好多了。他们说我们可怜，城里长大的孩子到农村来吃苦，尤其是我，那么大一个家族的孩子，真可怜。他们经常叫我们去吃饭，还允许我们经常回家。到了年底我们分到了粮食，折合成人民币两百块左右。还可以换点酥油和肉带回家里。这种形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变松了”。在农闲季节，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出，都是年轻人，有知青也有农民，大家都相处融洽，也没人歧视我，我的心情非常好，那会儿真的是一段很好的日子。我拉过二胡，敲过鼓，演过解放军，还演过剥削、压迫农奴的“三大领主”。我还跟别人合作写了一个忆苦思甜的剧本。我们喜欢去部队演出，因为部队的伙食很好。一般是“八一”建军节前和年前去演出，这样部队就会来村里帮助贫下中农收割庄稼或者干点别的活，军民鱼水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