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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活佛家族忆旧（１９６６—２００３）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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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那年我十七岁，在拉萨中学读初一。我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入团申请书写了几回，但都没有批准。班主任次仁拉姆说我入不了团的原因是我没跟家里划清界线，要求我凡是家里的事情都要向老师汇报。可我又没什么要汇报的。我们是住宿生，星期六才能回家，星期天就返回学校，哪里知道家里多少事呢？不过为了表示进步，我还是说了一些，结果我的这点交代被一位叫谢方艺的老师（时任学校团总支书记）编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要做一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署上我的名字贴在墙报上，曾经在学校里轰动一时。我父母知道了，非常难过，特别是我父亲耿耿于怀，好几年心里跟我都有疙瘩，很多亲戚从此不理我。可就是这样，我还是没能入团。
我班的藏文老师叫龙国泰，藏名叫索朗坚赞，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翻译家。他是过去清朝驻军的后裔，母亲是藏族，他家里是种菜的（过去留在拉萨的汉人许多靠种菜为生）。他比我大不了多少，跟我关系很好，现在已故。他对我说，看这个形势这么下去的话，会对你越来越不利的，不如跟我一起去罗布林卡避一避。当时他得了肺结核，建议我也装病，反正那会儿已经不怎么上课了，我就带上他的几包药去学校医务室，要求隔离治疗。医务室的王医生当时去内地休假，一个教体育的杨老师在当代理医生，一看见我拿着雷梅峰等治疗结核病的药，就通知我的班主任说我得了肺结核，为防止传染必须隔离。班主任无奈，虽然同意我离校治病，但还是组织全班同学给我开了两天的批斗会。为了准备这次批斗会，班主任老师事先已经召开了全班的动员会，只是对我保密而已。两名绰号叫“阿酷”的同学给我报信说你要走就赶快走，否则你要挨斗。批斗会美其名曰：“为防止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思想对旺多同学的腐蚀，旺多同学在离校去治病前要给他打预防针”。老师规定：不管同学们说的是真是假，有事无事都不许分辩，这是因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那时候我已经喜欢照相了。很早以前，我父亲送了我一部照相机，是英国生产的但在二次大战前已经停产的Carbin牌照相机，以及十几卷早在四十年代初就过了期的117黑白柯达胶卷。上中学时，我母亲还背着父亲给我钱，在百货商店买了一架上海58II型135相机。于是就从照相说开了，先是说这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喜欢奢侈的生活，可后来味道就变了。多数同学为了应付老师，不疼不痒地批评了我一番。有的同学确实指出了我的一些毛病，但是，也有个别同学可能是想紧跟形势吧，胡编乱造，纯粹编瞎话，说我从布达拉宫顶上拍拉萨全景和拉萨大桥，军训时拍解放军的军事表演——虽然这是学校团总支指派我去拍的，而且底片都被谢老师收走了，然后联系到1959年逃到印度的我哥哥身上，这样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也就有了“印度特务”的嫌疑。那个谢老师也说我拍了军事情报，更是火上浇油。不过当时还没怎么的，“打针会”结束后，我就和龙国泰搬到罗布林卡去了，时间是1966年3月。
我们在罗布林卡的日子起先过得很充实。龙国泰让我做他的助手，找资料，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叫做《藏文辞典》。西藏过去的书，无论是佛学、历史、文学还是医学，天文历算等，装订形式全都和经书一模一样，所以我找来的书都是这样的，但事后批斗龙国泰时都变成了他的“罪证”。
我可能是拉中第二个被批斗的学生。在我之前有一个女同学，高六六级的，名叫德钦白姆。当时老师布置写作文，她的作文是《记仁增白姆的一家》，写的是贵族桑岭晋美一家的故事。仁增白姆是她的姨姨，从五十年代初期就追求革命。其实桑林一家从五十年代初期就紧跟共产党。她还写了仁增白姆在1959年的“平叛”中光荣牺牲了的哥哥和早就是中共党员的桑林姨妈等。但她的这篇作文并没有受到老师的好评，反而被认为她不写广大的翻身农奴，却歌颂剥削阶级，这说明她的立场有问题，因此她的作文被刻印成蜡样，在校园里传阅并很是批判了一阵。语文老师潘宗成还在课堂上把我叫起来问道，旺久多吉，这篇文章你看没有？我回答说看了，写得不错，结果没想到老师马上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你们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拉萨的气氛就逐渐紧张了，最早是斗《西藏日报》的金沙，当时他是宣传部部长兼报社总编，接着斗交通厅的侯杰和达瓦，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开始“破四旧”。我在罗布林卡听说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去砸大昭寺。有一天，教物理的何老师跑来告诉我说，你赶紧回去，把家里的菩萨都处理了，不然的话，有人会借这个名义抄你们的家，你们家会损失很惨重的。这个老师是个汉人，四川人，现在还在拉萨。我马上回家对母亲讲了。我妈妈不高兴地说，那你去扔吧，我们不敢扔，菩萨是我们塑的，我们怎么能做这种事？可是我也不敢扔，于是就拖了一段时间。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梦见我家只剩下一间很小的屋子，我从石阶上去，看见屋里的佛龛东倒西歪，而且满满的灰尘。还看见妈妈头发全白了，正在擦佛龛，可是不管怎么擦都有很多灰。我一进屋，妈妈看见我了，流着泪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就在门背后。我回头一看，见父亲被裹成一团胡乱堆放在那里。醒来后我觉得这个梦不对，赶紧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再三叮嘱我，不要把这个梦告诉父亲。没过几天，我听说我家被抄了，父母被游街了。
拉萨的“牛鬼蛇神”第一次游街的第二天，罗布林卡里的园林工人组织的红卫兵造反队跑来抄我和龙老师的宿舍，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到罗布林卡的大门口，还把我的相机里的胶卷扯出来曝光。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拍的是壁画，像“措吉颇章”就是“湖心亭”那里面有很好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在“破四旧”时都被砸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收音机也被说成是“收听敌台”的证据，可说实话，“敌台”在什么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勒令我俩在大门口低头站着，站了一上午。当时还来了很多红卫兵，不过没有我们学校的，是别的学校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要给罗布林卡换上一块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园”。后来学校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红卫兵，拿着红缨枪，把我们押送回学校分开审问。龙老师的罪名是私藏经书。这么审问了一个星期，批斗也逐渐升级，我被正式说成是“印度特务”。这时候“十六条”已经出来了，其中有一条我到现在还记得，是说“学生哪怕是右派，也要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我就抓住这一条跟学校争辩，学校只好派几个同学把我押送到我们家所属的丹杰林居委会（后来改名叫卫东居委会）监督改造。
那天正是我父母第二次游街。我被押送回去时，看见他们和其他“牛鬼蛇神”游了一大圈之后全被带到了我家里。家里已经乱七八糟，院子里挤满了人。有一个姓严的工作组组长，据说他后来在人民银行，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他当时从我家里拿走了不少东西，还没收了我父亲的一套蔡斯A康相机，再也没有归还。
我父母被游街过好几次，还被隔离开来不能见面，父亲在东边的一间屋子里关着，母亲在西边，都有居委会的七八个红卫兵看守着。每次游街，他们都给我父亲穿上我们家的护法神——“孜玛热”的法衣，给我母亲穿上旧时贵族太太的装束。这一年，我父亲六十五周岁，我母亲四十七周岁。后来，父亲对我说：“当时抓我游街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逼我穿袈裟，这样我会羞死的。还好，他们要我穿的是跳神时‘孜玛热’的法衣，这倒让人有一种演戏的感觉。而且在游街的时候，除了一个小男孩冲着我说‘老实坦白’，围观的人群里没人打我、骂我，还不错”。记得有一次批斗会结束后，我赶去扶父亲回家，却被父亲斥道，快去帮助你的上师。我的上师是色拉寺著名的高僧拉尊仁波切，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一位大成就者，在多年的特殊修行中，身体逐渐缩小，变轻，使我感觉背的是个小孩子。后来，在一次抄家时，一个居委会的红卫兵把从仁波切房中抄来的金刚杵砸向仁波切的头颅，老人当场流了很多血，第二天就圆寂了。当时不准搞传统的习俗活动，包括我们西藏处理死者的特殊方法和仪式，只能草草地把我上师的遗体送到天葬台喂了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