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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活佛家族忆旧（１９６６—２００３）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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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父亲拍照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出于兴趣。说穿了就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他拍照最多的阶段是在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就少了。六十年代基本上就没有拍了，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逐渐严酷，怕引起麻烦。1964年，七次扩大会议结束了，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批斗班禅大师，形势变得紧张起来。1965年，政协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对我父亲说，听说你有很多相机，人家可能误认为这是特务的工具，那么你应该上交。我父亲并不愿意交出去，心里着急，就撒了一个谎说，这些不是我的，是人家放在我这里的。于是政协的干部就接着追问，你必须说，这是谁的？我父亲更着急了，突然想起他的一位也喜欢拍照的好友司玖活佛，就说是他的相机，而司玖活佛恰恰在1959年出走印度，这还了得，那干部大叫道：司玖活佛？他是叛乱分子！你更不应该留着他的东西。这下好啦，全都被没收了，崭新的，好几套呢，全被没收了。只留了一套旧的，折叠式的，蔡司A康，但在“文革”时又被那个姓严的工作组组长抄走了。我记得我父亲不得不交出那些相机的时候，我在一旁看着，哎呀，口水直流啊。
不过我父亲想得很开，无所谓。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修佛有成就，能够以达观、宽容的态度对待人生。他修行了一辈子。他的修行就是修心，修出一颗平静的心。所以，即使“文革”期间那么惨的遭遇，他依然能够有说有笑。我记得他被红卫兵看守的那阵子，只有上厕所时那一小段路没人看着，他就甩开我搀扶着他的手，把拄着的拐棍当作藏戏里的道具，一边转动着一边小声地哼唱着几句藏戏，轻轻地跳几下舞步。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是1966年的年底，有一回我扶父亲上厕所，从窗外看见我家借给政协的院子里，有个人正蹲在地上烧火做饭。他的头上戴着高高的纸帽子，身上全贴着大字报。看上去他很费劲，吹了半天也点不燃。我父亲认出这人是统战部部长任昌，就对我说去给他送点干牛粪，他这么烧怎么做得了饭。我说我怎么敢去，叫积极分子看见，会说“牛鬼蛇神”跟“走资派”在串联。笨蛋，父亲骂我，你背一筐牛粪走到他跟前，倒在那里不就行了？用不着跟他说话嘛。于是我就照父亲的话去做了。后来八几年时我在阿沛家碰到任昌，任昌还向我表示感谢，连声说我父亲是个好人。
1972年以后，宗教信仰开始有所恢复。据说周恩来特别批示修复大昭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请了一些藏文化方面的专家，也组织了一批工匠。当时大昭寺只剩下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其余佛像都被砸的砸，拿的拿，一个也没了，壁画上也是坑坑洼洼的。很多人都不清楚大昭寺里具体安置的是哪些佛像，以及佛像里面应该装些什么“藏”，所以那些铜塑匠、泥塑匠和绘画的师傅都来请教我父亲。但他已经七十一岁了，重病在身，也记得不太清楚，就让我找来五世达赖喇嘛撰写的一部关于大昭寺寺内佛像目录的书籍，边回忆边修复，在他的指导下复原完成了第一层佛殿。修复到第二层时已是1973年，我父亲的生命已在旦夕，那些工匠和画师赶紧先修复法王松赞干布殿，流着泪告诉我父亲，为了他的长寿，专门提前塑好了松赞干布最有智慧的重臣噶尔·禄东赞的像，因为据说德木活佛是禄东赞的转世。于是我父亲写了几个字给他们，意思是，从我个人的愿望，我不想死，请三宝作证。画师和工匠们就问，那以后怎么办？我父亲就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再由我转述给他们，意思是，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下面的事情你们去找强赤曲吉。强赤曲吉是甘丹寺的大喇嘛。宗教传统上，唯有甘丹寺的强赤法王和夏赤法王，才能坐上“甘丹赤巴”（藏语，甘丹寺的法台）的法座。就这样，我父亲结束了他修复大昭寺的幕后指挥工作。
但是我父亲的寺院德木寺却是在“文革”以后才修复的。建于十七世纪的德木寺在1950年的大地震中没有被全部毁灭，却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寺院中最珍贵的强巴佛像虽在地震时得以幸存，但却在“文革”时彻底消失。那是1969年，不是“文革”初期。“文革”初期，部队住在德木寺里，反而保住了。1969年，部队撤出寺院，正遇上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时德木那边出了两个积极分子，是两姊妹，一个现在是地区旅游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地区政协的副主席。就是她俩领头砸的德木寺。另外还有一个积极分子曾经在德木寺当过僧人，由他做内线。1990年我回德木修复寺院，整个寺院居然连地基都被挖没了。因为林芝那边建房子基本是用鹅卵石砌起来的，但我父亲在五十年代重修地震之后的寺院时用的都是方石，如今林芝的采石场最早就是我父亲开发的。那些被拆走的方石盖了区政府，以及公社和生产队的办公室、公房。里面的佛像被砸的砸、扔的扔、拿的拿、卖的卖，一个也没了。不过老百姓收藏了很多，我修复寺院时他们归还了不少，但没有完整的和比较大的，年代最早的佛像只找到一尊很早以前从印度请来的释迦佛，可与此同时期的过去佛和未来佛两尊佛像却找不到了，不过那释迦佛的脖子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头挂在德木小学的柱子上，下半身在一个老百姓的牛圈里变成了门，上半身则扔在德木寺的一个角落里，而底座根本就找不到了。我东找西找，东拼西凑，然后用车拉到拉萨焊接在一起，总算是复原了佛像，现在供奉在德木寺里。但那尊精美无比的强巴佛再也找不回来了。
1973年，我还在玻璃厂工作，记得5月1日那天放假，我借了一个135相机跟几个朋友去罗布林卡玩，回家时看见父亲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叫住我说，你给我照一张相吧。我心里一酸，推脱说，这个相机不太好，下次吧，我找一个好一点的相机给您拍。但父亲却说，不一定有机会再拍了。我没有太在意他的这句话，只是赶紧给他拍了一张。父亲又说，过两天是“五四”青年节，厂里应该会放假，你要记住去洗照片。我答应了。可是“五四”那天没有放假，我没有回成家，直到5月7日星期天才去照相馆洗照片，然后赶紧拿回家给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看着照片上的自己，父亲叹道，哦，确实老了。就这么一句话，再啥也没说。那张照片现在还在，是张半身像，背景是我家老房子的石头墙，父亲穿着藏袍凝视着给他拍照的我。照片上的他已经很衰老了，非常虚弱。差不多有八九年的时间吧，他又一次见到了照片上的自己，但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张照片。5月16日，我的父亲去世了。
最后，我得补充几句我父母以及家里的一些事情。我父亲的父系属于阿沛家族。阿沛当时是西藏很大的一个贵族世家，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噶伦，但因权力斗争被满门抄斩，由其他贵族世家的人继承了这一名号而延续下来。我父亲的母系属于朗顿家族，这是可以拥有“尧西”称号的家族，所谓“尧西”，指的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家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出自于朗顿家族。我父亲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堂弟。
我父亲是第十世德木活佛。德木活佛属于西藏佛教活佛系统中相当重要的一支，所谓“拉萨四大呼图克图”之一，其六世、七世和九世均担任过西藏的摄政王，其中以第九世也就是我父亲的前世最为著名，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之前的摄政王，由他而引起的“德木事件”是西藏近代史上因为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而导致的一场悲剧，概括地说，即指传说中关于九世德木“企图通过佛教的驱妖魔术刺杀达赖喇嘛以重新获取统治权力”终究败露而遭致镇压一事。关于这个事件至今众说纷纭，这里放下不表，我认为九世德木其实是内部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我父亲四岁时进入寺院学习。十九岁考取格西拉让巴。而后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安排，到下密院学习密宗，三年后，在学习了密宗的仪轨、教义、修行的方法并接受了必须的灌顶之后，他去山洞闭关，在那里他有了一些特殊的遭遇，比如认识了一个在拉萨城里开照相馆的尼泊尔人，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圆寂前，曾经把我父亲叫去谈话。他颇有些遗憾地对我父亲说，本来我这么严格地对待你，是想等你从下密院学有所成之后，把你培养成为一个甘丹赤巴，让你继承甘丹寺的法台，然后当摄政，并且把噶厦在1913年没收的丹吉林寺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你，但看来你没有这个心，那我也只好不强人所难，希望你好自为之吧。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是这么给我父亲交待的。过了没多久，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圆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