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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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去讲的工业化，基本是以西方特别是英国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比重意义上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的过程，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那么如果中国也要搞工业化，既不可能对外搞战略扩张，对内甚至也不能够通过搞剥削，所以搞了集体化、合作化、公私合营什么的，想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搞工业。这个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么从理论和实践上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怎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工业化还有一个问题，它是第一次以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方式远离自然、破坏自然。农业文明虽然没有采集和狩猎那么接近自然，但基本还是个自然经济形态。有人类文明以来，最早是狩猎、采集，到第一次定居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一个是定居了，一个是依赖对土地的开垦。比较早的文明形态包括我们今天说的中华这种文明形态，晚近也有通过大牧场的，那是把农耕也工业化了，而我们一直是小农为主，直到今天几亿农民分散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也是基本的国情之一。
而工业化呢，一个特征是远离自然，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或者是创造一个比如工厂、车间那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集中在城市里，远离自然，来搞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第二个特征是把大自然作为剥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作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乃至生物和动物，都作为我们征服的对象，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和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是撇开资本主义这个纬度，只讲工业化本身，它其实也是高度组织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远离自然，而为了远离自然，就必须高度组织化，大规模的制度、设置，把人组织到一个个车间一个个工厂，使人成为一个个齿轮和螺丝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对此有过经典的写照），第二个特征是以人和自然的对立最后人战胜自然为基本的预设，就是我们要战胜它、征服它、消灭它。
回到中国语境，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我们（不只中国，还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有那么多自然资源来征服、来消灭吗？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工业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现代/传统等二元叙述，后者是要被消灭的对象。这几乎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说的无非就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是以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英国所覆盖的面积和人口，实际上是很小的，但它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所谓的“普世性”）特征的理论。一切社会，不论他们的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借用马克思的话，这给了英国“过多的荣誉，也给了它过多的侮辱”。
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至少和十八世纪以后英国的工业化的过程不一样。十八世纪工业化的过程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发生的，在此之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荷兰，再到意大利，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工业化，主要是指英国的工业化，它伴随的不仅是内部高度组织化和远离自然的征服，也包括对外扩张、殖民、侵略。回到中国这个语境，这个事情要复杂得多。中国语境下的人与自然、劳动与土地、包括农业文明与现代人的关系，其实和英国格局是很不同的。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与英国/西欧差得很远。中国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再也不能对外移民、殖民、侵略）、高度的资源制约（人均耕地、森林、淡水等无法与西欧比）等原因，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甚至（更重要地！）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的形成比英国/西欧的民族国家要早得多。因此，“中国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如怎样实现工业化或城市化）。当然，现代性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它至少包括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但即使如此，即使同时把这几个因素都考虑进来，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国问题”说清楚，因为我们说的“中国”，首先，它现在当然是一个民族国家，有自己的独立的主权、明确的边界， 有自己的国民经济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除了经济的，还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源—环境的，等等），而且，可以说，就此而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它还很年轻，只是从1911年才开始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型”，从1949年以后才开始了独立的“建国”过程，从1979年以后才有了比较“现代”的经济基础，直到现在它还有很多有待完成、有待完善的地方，财政金融啊，民主法治啊，税收审计啊，这些制度都还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公民意识（权利—义务）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啊，这些领域也有待加强；还有现在讲得很多（也很时髦）的参与啊、透明啊、责问啊、赋权啊，都需要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来解决，从而真正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并进而不仅不受欺凌、不受歧视，还获得尊敬。
其次，“中国” 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它也是一片广大的土地，大得就像整个欧洲大陆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陆，即使单讲它的经济，也不是简单地用“国民经济”指标能说清楚的，在这里有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并存，有的是家庭经济，还没有被统计到“国民经济”里去（大量的农村妇女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从事经济活动），偏远山区里老百姓的经济活动就大多没有被统计进来；也有的是整个区域性的经济，既不是这个省/县也不是那个省/县的经济，很多也是统计不进来的（或者也有重复统计的）；关键还不在于账面上的统计，而是很难用以国民经济为单位的眼光来理解这里的许多经济现象。比如“失业”，再比如“工资”，有许多行业的经济活动，不在那个“就业—失业”的范畴里面，许多人也不是按“工资”这个概念来解决收入的。经常有这样的尴尬：用所谓西方的“国民经济”里的“失业”、“工资”等标准看，中国经济被预言了多次要“崩溃”了，超过“警戒线”了，结果呢，几乎没有一次是预言准确的。这里的关键，不是统计上准确不准确，地方上有没有水分、掺假，而是这里是一整个大陆，是一个大陆型经济，它的互补性是很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一些人从正式岗位上失业了，很快可以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找到收入来源，虽然不一定是一个一个的“工作”，也就不是一份一份的“工资”，但确实是某种“活路”，因此也是一份“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缓解了中国当前的就业压力，而且解释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低收入现象”。简言之，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与一个比较小的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不应该简单类比的。
再次，“中国”也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在这里，几乎所有今天发生的事件、过程，都有着鲜明的历史色彩，都离开了历史就解释不清楚，这是因为，不仅学者文人，也不仅公务员企业家，几乎所有普通老百姓，都有着如此强烈的历史感，甚至都天生是历史学家！这样一个活着的历史，既是理解今天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维度，更是治理今天的中国的关键秘诀。反过来说，近代以来，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挫折、失败，都与一帮不懂中国历史因此也不知道如何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照猫画虎分不开。只要试图切断历史（事实上是切不断），几乎没有不碰壁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基层，不管人们受了多少“正规教育”，人人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都是历史的继承者和叙述者。这在世界上应该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