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
作者：黄 平
字体： 【大 中 小】
我们今天如果把“小康”、“和谐”这些概念也如同“社”、“群”、“团”、“队”等一样，变成重新认识中国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就有可能不是简单重复污染、拉开差距、扩大悬殊，就可能既不自残，也不欺人。你用那么有限的耕地怎么养活了那么多人，一旦真把这个“中国特色”总结出来，用自己的概念、理论真正把它说清楚，就是了不起的学问了。 那就很可能不是简单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也许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很多鲜活的经验，独特的做法，和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当然不止是中国的经验，印度、非洲等，都会遇到源自西欧北美的理论的解释力度或合理性的问题。（5）
再回到中国当下的问题。研究者必须要知难而上。发现一个个悖论解释不了，我们要有理论勇气，任何东西不怕去碰它。黄宗智的一篇文章《悖论社会与现代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他的“悖论”不是汉语里面的意思，paradoxical在英语里是“看上去说不通的，但实际上是存在的、是通的”意思。中国社会他认为是个paradoxical的社会，按照西方逻辑是讲不通的，比如说个人与社会，投入与产出，人与自然，按照这去看早就该崩盘了，但实际上没有。这里的关键，他认为是实践逻辑。我们确实有理论逻辑，但当理论逻辑和实践相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许更应该尊敬的是实践逻辑。如果理论上讲不通，而实践上就这样了，那可能就是理论错了，就应该有别的理论来替代。当代中国有人发现西方不行，有些人就想回到孔夫子，回到儒家传统。传统里必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简单回到儒家是很难的。我们从现在，比如说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要回到盛唐回到春秋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忽略晚清以来一直到革命以来的现代传统呢？比如说讲到改田改土的传统、比如说全民识字的传统、比如说合作医疗的传统，等等。包括法制过程当中，用民事调节的办法，而不是到法庭打官司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呢？如果说我们要换一个思路，再来看今天的问题，最后就可能会提出类似于秋菊打官司那样的命题，是简单移植套用所谓法制呢，把法universalize（普遍化），把它变成一个普适性的东西，还是意识到用法律的办法也许是有限的办法，或者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是至少自然和社会资源条件下允许才用的办法？而中国历史上有过法家儒家道家等等，最后为什么走到了儒家，其实恰好这个可能是和历史、现实，和各种制约有关系。
回到人多地少这个“制约”， 当我们说它是个制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认可了“人应该是少的，地应该是多的”，我们认可了这个假设：一个人不应该是一亩三分地，而应该是几十亩或者是几十公顷。（6）人多地少究竟是一个制约还是一个优势？我最近与几个人口学家讨论，他们研究了不同历史时代，发现往往人多的地方恰恰就是经济最好的地方，因此“人多是个负担”的理论不一定是成立的。他们的研究发现，全世界哪里经济最好，一看那里的人口总是最稠密的。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亮点都是在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你说人多一定是坏事？这样一种讨论是有理论视角的，而不是我说的经验层面，描述几个谁都知道的现象，也不是简单套用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利益最大化啊什么的，然后就指责实践这儿错了那儿错了。
如果是这样来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看待小康、和谐社会，那么，包含着多种文明形态和多样文化的整个中国，它的人多地少，既是历史制约，也恰好孕育出一种互助的基础。这种文明，它的社会观、世界观、天下观是什么？费孝通先生讲“差序格局”和“多元一体”，就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概念，也不只止谈理想、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分析我们怎样可以通过“多元”来寻求“一体”，怎样达到“合而不同”，这就是分析和阐释，从这里才可以生发出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
其实，和谐社会也好，小康社会也好，新的发展观、五个统筹也好，都是可以包含一种新的思路。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科学，不能麻痹到连现实工作中的人都不如。比如在实际部门工作的人现在到处讲，过去确实是高增长，了不起，但是如果继续那个模式，高耗能、高污染带来的高增长，而且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那么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人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创新意识，而我们还在用一些老的概念，例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传统社会要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要向城市转移）等等，来解释今天的变化，我们是不是也太不敏感了？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人民大学出版的《2004年度学术》上的文章讲中国多少年的发展、多少年的文明，后来事实上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和其他人）认为其实中国的发展不是得益于什么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是得益于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我们没有英国那个工业化，至少没有走向那条道路，为什么没有走上那条道路，客观上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孕育出了另外一种文明和发达的艺术。是勤劳孕育了中国盛唐以来的经济和市场，但是到了晚清“大分岔”以后，在英国的工业革命面前，勤劳革命的传统似乎就断掉了。于是中国被迫也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阿瑞吉提出：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把自己的勤劳革命传统丢掉，走工业化的道路，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少？比如说你重走帝国主义道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有多少历史的可能性？中国原来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经验，在今天是完全可以再生的，因为有基础，中国的文明并没有断掉。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的时候，他最后提了四点：第一，中国前所未有地重视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在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还要时间和实践来解决；第二，中国也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了环境生态的重要性，但是怎样一方面保持和自然有一个基本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几亿农民又面临着如何非农化的问题，如果不希望这个过程是一个掠夺自然、破坏社会的过程，同时又使几亿农民非农化，将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复兴，以前人们提问题的意思是中国这么灿烂的文明为什么会衰落，阿瑞吉提的问题正好相反：这么一个晚清以后看上去好像要衰落的文明怎么这么短时间内就又要复兴了？这后面一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在起作用？第四，我们不能指望发达国家都会眼睁睁看着中国复兴，相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碍中国的复兴，这种阻碍到底会造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不好说，但是中国至少应该明白一条，那就是，它的复兴越是以破坏环境、破坏和谐、拉大社会差距为代价，人家就越是有理由来阻碍这个复兴。（7）
最后，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如果不是“北京共识”，那中国经验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在最近去参加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东亚的另类现代性”专题讨论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其中包含了几层（比较“硬”的）意思：中国（1）十几亿人在（2）近三十年的时间里，（3）平均以高于百分之八的GDP年增长率，并在此期间，使（4）近三亿多农村人摆脱了赤贫，（5）二亿多（就地或异地）实现了非农化，且（6）没有发生波及较大的内乱（革命、起义、暴动、灾荒），也（7）没有导致较大规模的对外移民、殖民、战争、侵略，还在发展中自我调整，（8）提出了改变战略，走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以（9）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说，一个更加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在英国工业化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