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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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这个说法是雷墨先生讲的，按中国的标准雷墨还很年轻，他以前为《时代》杂志做编辑，在北京住了几年下来，越来越觉得拿西方现有的关于中国的“筐筐”（STEROTYPES）来看中国当下的发展有问题，甚至有偏见，说不清楚，于是提出这么个新的说法，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很多人会说，哪有什么北京共识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吗？
的确，我们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争论，很多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而雷墨本人的意思，恰恰是说，不论这里有多少问题、风险、不确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没有简单遵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其实，即使连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也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用说有什么“共识”了，那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部分人之间的“共识”。Williamson的文章对此有很清楚的说明，“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最初是在1989年提出的。在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举办的一个会议中，我在论文中第一次使用“华盛顿共识”这一书面语，用以衡量OECD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
我第一次听雷墨先生谈他这个“北京共识”，是2004 年5月我们在伦敦举办论坛的时候，那时英文版的文章还只是个初稿，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一上来就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
从2004年5月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北京共识”也不胫而走，先是在《参考消息》，后是在各种网络上，都有体现。我的考虑是，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有所谓“北京共识”，而在于：身为中国学者，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有什么说法没有？如果还没有“共识”，有没有诸如“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样的可能，其不只是罗列一些现象，而是某种概括甚至是“模式”？
我们过去有一句老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主席讲的。这个话教育了我们很多年，那个时候我们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最终是要“解放全人类”。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过去是不清楚的。1978年改革以后，邓小平有一个解释，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而什么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又很多年也没搞明白。转眼间到了1989年，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全世界就开始封锁中国，重新改变对华政策。我们1978年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基本上是受到一片欢呼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198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那边的舆论说中国什么都是好的，那会儿是说到苏联什么都不好，而到1989年一下子翻过来了，一说苏联什么都是好的，一说中国什么都是负面的。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几年都讲，我们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当地人不大明白这个事。英国人老问我，说你们中国人到底要吃多少饭，他们就是不懂这个事，解决了吃饭问题，怎么就是个伟大的贡献呢？我说你们是所谓的“富裕社会”，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我们过去多少年来，至少清朝中期以后，吃饭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前五十年，这一百年中许多动乱、起义、革命、战争，都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后来经过土地革命，搞了土改，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1) 1950年代以后又有合作化的努力，集体化的努力（包括被证明是失败了的“大跃进”），都是试图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一个是为了解决多少年来的“一盘散沙”和“任人宰割”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要解决粮食生产或吃饭问题，那时叫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问题，现在叫“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这么大，一方面粮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援；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面积大，但是人均可耕地少得可怜，南北东西自然差距大得惊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如果不组织起来，就可能今天这里水灾明天那里旱灾，逃荒啊，难民啊，在所难免，到了极端就是骚乱和起义。于是，在搞完土改后，就要搞合作社，“大跃进”失败后，也只是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为了有个集体作基础，不至于两极分化。后来“文革”期间就“全国学大寨”，听起来是很激进的方案，要几千年的小农走高度集体化的道路，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实际层面，“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实际上是要解决吃饭问题，那会儿南方叫“过长江”，北方叫“过黄河”，要解决粮食亩产问题。1975年，毛主席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还不断问，为什么粮食产量大寨做到了，别的地方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三年行不行，三年做不到，五年行不行，五年做不到，十年行不行？所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专门到大寨去开了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并代表中央做报告，要解决粮食产量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多少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才又由农民自己摸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叫“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说改革的伟大成就，第一个还是这个，通过改革，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饭问题。
不仅如此，现在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近代以来多少年一直都有饥荒灾害、难民流离失所，现在则是粮食吃不完、藏不好，种粮不划算。即使在宁夏、甘肃、山西、内蒙、云南、贵州，在这些省的贫困县，许多偏远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粮不少，他们已不怎么担心饿肚子、揭不开锅，而是怎么避免藏粮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霉掉、烂掉。现在饿肚子揭不开锅的情况已经很少了，除了内蒙新疆可能因为一场大雪羊死掉了很多那种灾害外，在正常年景下,吃饭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基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脱贫，甚至也不仅是基本解决了温饱，而是进入了初步的小康。从毛主席讲“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到1980年邓小平说“把中国人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再到1989年以后连续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用这么少的耕地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了不起，再到今天，改革二十多年下来，就要求我们回到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上来，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当然可以列出许多，但第一个其实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例如从技术上说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或者从结构上看以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的增长），还是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更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原来讲的“实现现代化”是不一样的。最早提出的是工业化，从晚清民国就提出来了，晚清的富国强兵啊，民国的强国富民啊，都是要迎头赶上，要使中国也工业化。到了“五·四”，提出科学与民主，就不只是经济上如何工业化了，而有了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社会的意思，后来战争打乱了这个进程，不得不通过革命，革命以后再搞工业化，1950年代是第一个高潮，到了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加个限制词是“社会主义的”，包含了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领域的现代化，1975年四届人大上总理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四个现代化。1977—1978年以后再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而这里的重点还是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