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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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关键，一是保持好这个增长势头，但是要挑战增长方式，走可持续之路；二是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人民大众都能享受发展之果和改革之实；三是树立起新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使人们对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秩序发自内心地认同和在行动上自觉自愿地遵从。中国如果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不论是叫它“中国道路”、“中国实践”，还是叫“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都是不为过的。至于是否得到人家的承认，什么时候被人家承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以中国之大，自己自觉承认自己的自主、自信和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 在广大的发展中社会，中国恐怕是惟一经历了全面土改的。这个成果，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如果没有土改，包括19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户，今天的中国将不知道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成为“无地—无业—无家”的难民。
（2）很少有人认真探讨过西方历史上战争（warfare）和福利（welfare）之间的微妙关系。诸如此类的还有内部矛盾如何通过战争、殖民等等向外转移的，从而使内部越来越广泛地具有了民主与人权（参见G.Arrighi和B.Silver，《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另见B。Silver递交给第三十七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论文）。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有理性化、民主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过程被忽略了，那就是对内理性、民主的过程，与对外扩张、侵略，实际上不仅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在逻辑上也是互补的。
（3） 沟口雄三曾经写过《作为方法的中国》（商务印书馆），他是想说明在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欧洲为标准来看待世界（包括看待亚洲看待日本），而以欧洲为标准（“方法”）看待世界/亚洲，世界/亚洲是一个样子，假如以中国为方法来看待世界/亚洲，则世界/亚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最近，陈光兴也写过《“亚洲”作为方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7期，2005年3月），即我们也有可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点眼光，重新以自主的眼光来看亚洲，看世界。
（4）其实所谓“警戒线”，大多是很荒唐的。关于超过多少就是警戒线、达到多少就是进步的种种说法，大多撇开了历史文化心理等因素。有些东西，在西方或其他地方也许就不是个事，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例如工人下岗，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失业”是体制性的应有之意，但是中国不行，所以有那么大规模由政府推动甚至主导的“再就业工程”；再例如乞讨，有的社会可以说是见惯不怪了，我们这里，至少大规模的乞讨不行，中国文化里的“面子”不允许。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有的东西在中国不是个事，到别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就不行。不同的历史文化下面的人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容纳可能完全不一样，哪里有什么整齐划一的“警戒线”啊。
（5） 我记得三年前我在波士顿听到已经93岁的大牌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Calbraithe）说他自己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历，他说：“只是在印度做了几年大使后，我才意识到，我原来的知识，有一半是错的，还有一半也是不适用的。”
（6）因此才有大农场、土地私有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没有回答，大农场或土地私有化以后，近9亿农民去哪里。有人说是进城，城市化啊，却没有注意到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已经是5亿多人在城镇了，已经超过了英语国家（英美加澳新）的人口之总和，我们的城镇究竟还能容纳多少？大量人口又不能如欧洲当初那样向外移民，还谈什么规模经营呢，越是大农场，就越有人变成无地之人，他们如果又不能及时在非农部门就业，就又成了无业之人，最后沦落为无家之人。无地—无业—无家，那还不无望吗？其中个别人铤而走险，搞自杀式爆炸，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看到了！
（7）他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即所谓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实际地考察今天中国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人力流，等等，那么，与其说是要西方国家来评判中国有没有达到市场经济地位，不如让中国来判断西方究竟有多少市场经济。在西方各国，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太快，才纷纷主张贸易保护，主张限制中国的产品出口。这实在是个讽刺。
黄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叙说》、《黄平自选集》等。